楚昭王的宰相石奢是一個堅直廉正、無所阿避的人。有一次他在巡視地方的時候，正巧遇到路上有人殺人行凶。石奢趕忙追捕凶手，卻驚訝地發現凶手原來是自己的父親。石奢接下來的做法是被司馬遷當作表彰範例記錄在案的：他放走了剛剛犯下殺人罪行的父親，把自己捆縛起來，派人通報楚昭王說：“殺人犯是我的父親。如果我秉公執法，是對父親不孝；如果我徇私枉法，是對國君不忠。我放走了父親，甘願自己認罪服法。”
楚昭王顯然很願意寬恕石奢，巧妙地找了個台階給石奢下：“你隻是追捕凶手沒有追上罷了，這不怪你，你還是回去繼續當好你的宰相吧。”看來除了死者將永遠含冤九泉之外，事情本來可以皆大歡喜，但石奢是個堅守原則的人，他說：“不偏私自己的父親，這是不孝；不尊奉君主的法令，這是不忠；君主赦免了我的罪過，這是君主的恩惠；我自己伏法而死，這是臣子的職責。”於是，石奢沒有接受楚昭王的寬赦，自刎而死。
司馬遷將石奢的事跡載入《史記·循吏列傳》，列傳篇首有序，說法令的意義在於引導人民，刑罰的意義在於禁止奸邪。之所以法令和刑罰雖不完備而良民仍然有所戒懼，懂得自我約束，這都是因為官吏不曾亂來。官吏隻要奉職循理，就可以治理好百姓，又何必動用威嚴的刑罰呢？
清代學者方苞讀《史記》，認為司馬遷將《循吏列傳》安排在《酷吏列傳》之前是大有深意的，是先將循吏的事跡羅列出來，作為官吏施政的標杆，繼而就可以讓人們看到那些酷吏在多大程度上背離了這個標杆。而酷吏們之所以在漢武帝一朝大行其道，這要怪後者欲望太多而不能自我克製。所以參照司馬遷《循吏列傳》的序言，方苞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統治者若能做好修身的工作，官吏們就不會亂來。（《史記評語》，《望溪先生文集外文補遺》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