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真的法令劃一，不以親疏異製，這樣的至公之道當然會令平民百姓歡欣雀躍。而一旦歡愉的熱情稍稍散去，理性的反思能夠出現一點苗頭的話，他們難道不會生出一絲不寒而栗的感覺嗎？所以，古人們，尤其是站在儒家立場上的古人，其顧慮顯然要多過我們。
試想若占據統治階層的都是一些六親不認的角色，責罰起自己的父母妻兒就像責罰偶遇的任何一個陌生人一樣，那麽，你可能會在這種人的治下安心生活嗎？而且，正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統治階層的道德表率會迅速波及下民，整個社會的人情味也就會因為統治者的無情而**然無存了。
然而人之常情總是共貧賤易而共富貴難，利益越大而親情越薄，所以君主之家永遠在上演著骨肉相殘的悲劇。在如此的政治環境裏，大臣們隻要不懷異誌，一般隻有兩種選擇：一是唯君主之命是聽，對一切皇親國戚與庶民百姓一視同仁；二是在矛盾中盡力斡旋，以親親之道推己及人，縱使無力預防權力頂層的人倫慘劇，至少不能去做幫凶。這兩種選擇，做起來實在都不容易。
《左傳·昭公二十年》中，楚平王聽信讒言，派奮揚去殺太子建。奮揚領命之後，派人通知太子建逃走，自己去楚平王麵前領罪。奮揚的辯解是：“當初您命令我侍奉太子如同侍奉您一樣，所以我遵從了您先前的命令，對太子盡了忠。後來我雖然後悔了，卻也來不及再去追殺太子了。”楚平王問：“那你為什麽還敢回來見我呢？”奮揚答道：“我接受您的命令卻未能完成，已經有罪，如果不到您麵前領罪，那就加重了我的罪行，逃也無處可逃。”
奮揚以巧妙的言辭打消了楚平王的怒意，為自己免去了一場殺身之禍。這件事被劉向采入《說苑》，以作為臣子樹立節操的一種典範。但這種典範實在很不易學，譬如巫蠱之禍時，漢武帝要殺太子，負責守關的田仁做了和奮揚一樣的事，結果被論罪處死。田仁之死也許不是因為做法，而是因為理由，他認為皇帝和太子是骨肉近親，父子之間的矛盾外人不便插手。（《史記·田叔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