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治權術的角度來看，確如上述那位宰相所言，給皇室以特權不僅對皇室本身有益，也同樣是對天下百姓的一種福利。道理顯而易見：天下百姓當然希望社會穩定，皇權不穩則社會不穩，而正是足夠的特權給了皇室高高在上的尊崇，使百姓敬畏，知道尊卑有序，不敢輕易生出僭妄之心。
“《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漢書·朱博傳》中何武、翟方進奏疏）穩定的社會需要尊卑有序，尊卑有序需要使尊者尊，使卑者卑。所以，如這位宰相的這般意見，非但在政治上正確，在道德上也無懈可擊。然而，真正將之付諸實踐並不如想象中那般容易，難點不在於道德爭議，而在於宗室人口在獲得特權之後所迸發出來的驚人的生育能力。
譬如西漢末年，太皇太後王政君以攝政者身份下詔，提出教育並贍養宗室人口的政策，詔書中提到當時的宗室人口已達到十幾萬人的驚人規模。（《漢書·平帝紀》）而如此龐大的宗室人口非但沒有成為劉姓王朝的股肱力量，反而不被士民尊重，隻被當作一般的富戶看待，即便那些有諸侯身份的宗室也早已經盡失權柄。這樣的局勢簡直就是陰謀家的溫床，所以不難想象王莽的勢力為何可以發展得如此迅速。（《漢書·諸侯王表》）
宗室人口以幾何級數飛速增長，一般而言僅僅在四五代人之後，維持宗室生活的財政開支就會讓中央政府陷入左支右絀的困境。即便超出五服的宗室成員不再被載入皇家族譜，財政供養也可能被截然斬斷（正如唐代的慣例），但財政負擔仍然給帝國形成不小的壓力。(1)著名的王安石改革所要解決的一大危機恰恰就是因宗室人口膨脹而導致的財政危機，而其改革措施在新中國的曆史研究上一般被描述為“打擊了特權階層的利益，具有積極的進步意義”，然而在“聖朝以孝道治天下”的古代政治模式裏，供養龐大的宗室有著齊家的含義，一個連齊家都做不好的帝王怎麽可能有能力治國、平天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