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殤帝延平元年，朝廷下詔：“近來一些郡國發生洪災，影響了莊稼的收成，朝廷深為憂慮。然而地方官府為了得到豐產的名譽，刻意隱瞞災情，誇大耕田麵積，非但不積極統計逃亡人數，反而競相增報戶口……既不知上愧於天，亦不知下愧於人。從今以後，朝廷將加重對不法官員的處罰。現在命令二千石一級的官員各自核查災情，免除災民的賦稅。”（《通鑒》卷四十九）
這份詔書，王夫之稱其有“仁者之怒”，並評論說：“開墾荒田不足以作為地方官的功績，這是很簡單的道理。田地荒蕪了，百姓自然想去開墾，之所以未去開墾，僅僅是因為力量不足。凡是百姓有能力開墾的田地，即便官吏怠惰，疏於督促，百姓也會照樣開墾出來；凡是百姓沒能力開墾的田地，即便官吏再如何督促，百姓也不會開墾。這正如兒子因為生病而沒有胃口，慈父也不能強迫他吃，以免因強吃而哽住。地方官倘若真的有心鼓勵百姓墾田，那就不如任其開墾而暫時不上報給朝廷知道。官員越是大張旗鼓地要百姓墾田，百姓就越是不敢開墾，這樣做隻是欺天罔人而已，結果田地終於荒蕪，國家終於貧困。這是漢宣帝時那些竊取循吏之名的官員的流毒所衍，而貪婪的君主誤以為能從中漁利，其危害恐怕不是靠懲罰就可以消弭的。
“至於戶口之增，欺謾尤甚。春秋戰國之世，列國爭奪人口資源，有以小恩小惠引誘鄰國百姓來投靠本國的事情。來歸的百姓越多，國家也就越強，但這隻是特殊年代的特殊政策，並非四海平康之道。天下一統，郡縣製實施，人口的增長是受自然規律限製的。人畢竟不是茂草灌木，說長就能長起來，所以當某地人口突然增多，一定意味著其他地方人口減少。地方官並非不知道這個道理，隻是為了政績好看，他們才做出這種利己而損害國家的事情。若不這樣做的話，他們就會拆散人家的父子兄弟，將一個大家庭拆分成若幹個小家庭，這樣也可以增加戶口，增收賦稅，以至於賦稅竟要征收到老人和孩子的頭上，虐政莫過於此。貪君以此漁利，酷吏以此邀名。讀延平元年的詔書，便知道此前漢章帝、漢和帝之世有太多禍害百姓以邀功求賞的地方官。有張伯路聚眾叛亂之事發生，並非一朝一夕之故啊。”（《讀通鑒論》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