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敘史事從建寧二年（169）始，至孫皓出降（280）為止，共計111年，比“編年”“史傳”“紀事本末”體都有進步。錯綜複雜的關係，做全麵的敘述與分析；人物不孤立，事件不孤立。年代有前後，按曆史事實發生而敘述的。以曆史書而論，是很好的體製，通史性質。不過所敘的史實偏重在政治軍事，加入人物小故事、醫卜雜技之類，此為正史、野史材料所限（當時社會經濟情況是不詳的）。《三國演義》本是文藝作品，非曆史教科書，文學的宣傳力強。在信史上，曹操也是一位英雄，有進步性，是說三國故事的加深了他的醜惡奸詐方麵，作為反麵人物。《東坡誌林》卷一《塗巷小兒聽說三國語》一文雲：“王彭嚐雲：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民間說三國故事，老早就歌頌劉備，反對曹操。羅貫中《三國演義》的文藝感染力量就在於使讀者的同情完全寄托在蜀漢方麵。不管真實的曆史中曹、劉二人孰是孰非，文學宣傳應該有是非，有愛憎。這就是文學的傾向性。歌頌光明，反對黑暗；歌頌仁義，反對殘暴與欺詐。藝術性與思想性是一致的。
2.《三國演義》的寫作方法，在曆史小說中，也是完美的。作者用虛實相生法。章學誠認為“七實三虛，惑亂觀者”，是把《三國演義》作為曆史著作來批評，這是不公允的。《三國演義》是文藝創作，妙處正在虛而不在實。但既是曆史小說，那絕不能太野，子虛烏有。作者所用是虛實相生法（《東周列國誌》較實，《隋唐演義》較虛，這兩書還是好的，其餘或失之實，或失之虛）。
以赤壁之戰一段文章來論，《通鑒》赤壁之戰寫得已經很精彩，而《三國演義》用了足足八回（第四十三回至第五十回）書寫赤壁一戰，寫得如火如荼，非常活躍，是全書中最精彩部分。這本來也是三國鼎足三分的決定性的戰爭，曆史上有名的大戰爭。民間文藝家的筆法，超過了《通鑒》，超過了《史記》，超過了《左傳》。隻有希臘史詩《伊利亞特》所寫可以比擬。對證曆史按究起來，其中三實七虛，並非七實三虛。照我們看來，虛構的部分絕不止三分，就是連真人真事的部分也是經過文藝性改造的。越是虛構的部分，文藝價值越高。諸葛亮說孫權拒曹是實事，見《三國誌·諸葛亮傳》；“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見《三國誌·吳主傳》。可是諸葛亮舌戰群儒，完全是渲染的筆墨。魯肅、周瑜正史上說是決定拒曹的，諸葛亮用智激周瑜是虛，刻畫了兩人的典型性格。《銅雀台賦》（《登台賦》）是曹植的作品，“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是諸葛亮所捏造，此意從杜牧《赤壁》懷古詩啟發而出來的。黃蓋獻詐降計是實事，苦肉受刑是增設的；闞澤實有其人，密獻詐降書是虛。小說需要一個獻書的人，於是在正史上找到闞澤這個人；東吳定下火攻計是實，主要出於黃蓋的計謀；諸葛亮和周瑜鬥智是虛，諸葛亮借箭、借東風更是虛構的，但最為生動，出於人民的創造，人民的智慧。蔣幹盜書和龐統獻連環計，正史上均無其事。人物都是真的，情節是添設的、虛構的。蘇東坡《赤壁賦》說曹孟德“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這是形象化的語言，概括了曹操的精神麵貌，可是賦什麽詩，怎樣橫槊，沒有交代。《三國演義》加以渲染，更為形象化了。具體描寫曹操正在唱他的得意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那篇《短歌行》（詩是真實的），而且一橫槊便把個劉馥刺死了。劉馥實有其人，確實死在建安十三年，正是赤壁之戰的那一年，可是誰知道他死在曹孟德橫槊賦詩的當兒呢？小說家信手拈來，不可相信，但也無法批駁。妙在虛中有實，實中有虛，捏合得情景逼真，是文藝作品的上乘，是曆史小說的高度藝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