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夏裏特醫學院心身科主任馬蒂亞斯·羅澤說：“在一個快速運轉的世界裏，個體被要求有很強的適應性，於是有些人擔心人與人的聯係會因此喪失。”另外，很多員工被降級為“人力資本”，很難感受到“他們對於公司成功的貢獻”，反而越來越多地體會到那種打擊人、讓人生病的無價值感。在過去幾年裏，心身醫學越來越詳細地明確了職業壓力和危機如何導致慢性疾病，以及哪些生理機製可能在其中起作用。
英國的社會流行病學家理查德·威爾金森搜集了許多證據來表明收入和教育方麵的巨大差距如何影響人口的健康。公平的國家不僅預期壽命長，治病負擔小，生活質量高，發生犯罪、輟學、吸毒的概率也更小。
二十多年來，瑞士的醫學社會學家約翰內斯·西格裏斯特多次證明了職場中令人惶恐的壓迫和不安。缺乏認可，得不到上級的支持，擔子卻越來越重，現在幾乎所有層次的職業都是這樣，而不僅是那些朝不保夕的工作。
就連經理和其他的高管也早已不再能保住自己的位子。這種“階層不安”對健康有很大影響，遠不隻是長胖和酒精消費變多：得不到認可導致背痛，長期的不滿足和工作負擔過重導致急性心肌梗死和腦卒中，長期的壓力導致炎症，這些健康問題又會反過來影響心理健康，從而形成惡性循環。現在看起來，工作不穩定、壓力、疾病之間的聯係似乎已為人熟知，但醫學社會學家西格裏斯特提醒我們，這種認知相對來說還是很新的事物。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第一批關於工作中的不滿足感導致患急性心肌梗死和抑鬱的風險升高的流行病學發現才發表。那時，心血管醫生們還高呼：一派胡言，這種“軟性心理因素”能致病？
哲學家迪特爾·托梅生動地描述了個體在現代社會中會感覺多麽撕裂。“從頭腦到靈魂”，社會使個體在這兩者之間來回拉鋸，不停在權力和無力之間搖擺。一方麵，個體會不停被告知某個決定是“別無他法”，在約束條件之下沒有別的選擇。這不僅體現在默克爾身上，更可以追溯到撒切爾夫人身上。托梅說：“被剝奪了權力的個體感覺被約束在一個越來越小的操作空間裏，這就會讓人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