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親王及文祥從英法聯軍的經驗得了三種教訓。第一，他們確切地認識到西洋的軍器和練兵的方法遠在我們之上。鹹豐十年（1860），擔任京津防禦者是僧格林沁和勝保。這兩人在當時是有名的大將。他們慘敗了以後，時人隻好承認西洋軍隊的優勝。第二，恭親王及文祥發現西洋人不但願意賣軍器給我們，而且願意把製造軍器的秘密及訓練軍隊的方法教給我們。這頗出於時人意料之外。他們認為這是我們自強的機會。第三，恭親王及文祥發現西洋人並不是他們以前所想象的那樣，“狼子野心，不守信義”。英、法的軍隊雖然占了北京，並且實力充足，能為所欲為，但《北京條約》訂了以後，英、法居然依據條約撤退軍隊，交還首都。時人認為這是了不得的事情，足證西洋人也守信義，所以對付外國人並不是全無辦法的。
從這三種教訓，恭親王及文祥定了一個新的大政方針。第一，他們決定以夷器和夷法來對付夷人。換句話說，他們覺得中國應該接受西洋文化之軍事部分。他們於是買外國軍器，請外國教官。他們說，這是中國的自強之道。第二，他們知道自強不是短期內所能成立的。在自強達到預期的程度以前，中國應該謹守條約，以免戰爭。恭親王及文祥都是有血性的人，下了很大的決心要推行他們的新政。在國家危急的時候膽敢出來與外國人周旋，並且專靠外交的運用，他們居然收複了首都，時人認為這是他們的奇功。並且恭親王是鹹豐的親弟、同治的親叔，他們的地位是全朝最親貴的，有了他們的決心和資望，他們在京內成了自強運動的中心。
同時，在京外的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諸人也得著同樣的教訓。最初使他們注意的是外國人所用的輪船，在長江下遊私運軍火糧食賣給太平軍。據說胡林翼在安慶曾有過這樣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