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世界諸多問題的解決都依賴美國的助力。正在進行的裁軍會議，六月中行將舉行的倫敦經濟會議，以及遠東的中日衝突，這些問題得著了美國的輔助，固不一定就能得著圓滿的解決；倘得不著的話，簡直無從下手，更談不到解決。美國的世界地位之重要是無人能否認的。
但是在這幾年內，美國的外交究竟將有什麽演變，是無人敢預言的。美國成為世界強權之一不過是二十世紀的事情。在十九世紀，美國孤立一方，對彼時歐洲的縱橫和戰爭一概置之不聞不問。其他世界強權如英、俄、法成熟較早，它們在世界舞台上出演過多次，其角色如何，我們有相當的認識。至於美國，它隻出演了一次，即上次的大戰，而那一次戲尚未唱完，美國就退出了。全世界都以為美國不上舞台則已，一上舞台，必是一個了不得的角色。究竟美國上台不上台，如上台的話，將演什麽角，則無人敢說了。
一國外交的演變常受兩種條件的支配，一種是它的全盤曆史的趨勢，一種是一時的國際形勢和國內狀況。我們且談美國外交目前的困難。
美國現在的輿情是極端反對戰爭的。我們可單就遠東問題講。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美國輿論領袖最與中國表同情的都明白地說：日本雖是錯了，美國不應以武力對付日本，美國隻可期待日本的反省悔禍和內部變化，及世界道德製裁的生效。我們若告訴他們“日本不會反省，道德製裁不會生效”，他們不過說“那也隻有聽之”。上次大戰過去不久，參戰的兵士及死傷兵士的家屬現在正是社會的中堅分子。他們怕戰爭如同怕虎。上次威爾遜總統拿“以戰止戰”的口號相號召，但大戰以後，世界曾無一日不緊張，好像“戰”絕不能止戰，隻能生戰。美國人這個看法對不對，是另一個問題。他們大部分的看法是這樣，這是毫無疑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