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英法聯軍一退出天津，目前的危急一過去，清廷就覺得《璦琿條約》及天津諸條約損失太大，非圖補救不可。《天津通商條約》的補救不在本文範圍之內，但有一點不能不指出。因為中國要取消北京駐公使、長江開通商口岸及外國人在內地的遊行，所以引起了鹹豐九年（1859）及鹹豐十年（1860）的中外戰爭。有了鹹豐十年的英法聯軍，然後有中俄的《北京條約》。換言之，因為到了十九世紀的中葉，中國還不圖在國際團體生活之中找出路，反堅持站在國際團體之外，俄國始得著機會做進一步的侵略。
《璦琿條約》及桂良給普佳京的諾言之挽回當然困難極了。在東北邊境喪失以前，我國覺得為勢所迫，不得不割讓；既割讓之後，要俄國放棄其已得權利豈不更加困難？中俄勢力的比較及世界的大局並未因英法聯軍的撤退就忽變為有利於我，而我方之圖取消北京駐使、長江通商及內地遊行，更能使西歐與美國和東歐團結。這些國家雖是同床異夢，然我方的政策迫著它們繼續同床。鹹豐九年（1859）及鹹豐十年（1860）之最後努力不能不失敗，這是很自然的。這種努力的發展、方法及終止的原因是我國外交史的一幕大滑稽劇，同時也是一幕大悲劇。
《璦琿條約》訂後，朝廷原以吉林東邊空曠地方亦可照黑龍江左岸的辦法，但教吉林疆吏去調查地方實際情形。我方尚未調查，穆拉維約夫已帶領人員入烏蘇裏江。疆吏關於此事之報告於鹹豐八年（1858）七月初一到北京，朝廷當日下的諭旨說：
除黑龍江左岸業經奕山允許，難以更改，其吉林地方，景淳尚待查勘，本不在奕山允許之列……倘該夷有心狡賴，即行嚴行拒絕……該夷此次駛赴天津，業已許其海口通商，並經奕山將黑龍江左岸，準其居住往來，即吉林各處未能盡其所欲，在我已屬有詞，在彼諒未必因此起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