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是太平天國和英法聯軍的產物。鹹豐末年，太平天國屢次想奪取上海，滬中紳士就到安慶求曾國藩派兵往援，曾氏無兵可抽，於是就舉薦李鴻章另編淮軍。同治元年（1862），李氏率了部隊直投上海。淮軍的新力，加上上海的餉源和華爾及戈登所編的常勝軍，以及李氏本人的才能，使他得以收複江蘇東部。李氏遂為同治中興功臣之一，不久封爵而帶大學士榮銜了。
因太平天國而立功業得爵位者確不止李氏一人，他的特別在以上海為根據地。他到上海以前，他不過是翰林出身，居曾國藩門下而為曾氏所器重者。至於世界知識，他毫無超於時人之上者。初到上海的時候，他還向曾氏請教處置洋務的方針。曾氏就用“四書”上“言忠信”“行篤敬”二句話回答他。此外，又說與洋人共同打仗，“縱主兵，未必優於客兵，要自有為之主者，與之俱進俱退，偕作偕行”。彼時上海已成中外通商中心，洋務的困難自是當然，然而此困難就是李鴻章的機會。因此，他有了幾個大發現。第一，中國軍器遠在西人之下。“……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日誡諭將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戰之……苦駐上海久而不能資取洋人長技，咎悔多矣。”（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五日致曾國藩。）現代人讀這種議論，當然不以為奇特，但那時候“駐上海久而不能資取洋人長技”者確大有人在。李氏在上海僅數月就發現了此點，我們不能不佩服他頭腦的靈敏。近人有謂李氏並無所創新，他的事業實不過繼承曾氏遺法。曾李的優劣不在本文範圍之內，但到同治年間，李氏對於中外軍器差別的認識已比曾氏深切，這是毫無疑問的。在同治二年（1863），李氏常有信給曾氏，要他領導天下改革。“若火器能與西洋相埒，平中國有餘，敵外國亦無不足。俄羅斯、日本從前不知炮法，國日以弱，自其國之君臣卑禮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槍炮輪船漸能製用，遂與英、法相為雄長。中土若於此加意，百年之後，長可自立，仍祈師門一倡率之。”（同治二年三月十七日。）同治三年（1864）他給總理衙門的信說得更激昂，更懇切。“中國士大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用非所學，學非所用。無事則斥外國之利器為奇技**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蘇子瞻曰：言之於無事之時，足以為名，而恒苦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時，足以見信，而已苦於無及。鴻章以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製器之器與製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此稿見《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十五。）同時曾國藩尚持行軍在人不在器之說（但此說亦有相當理由）。在李鴻章指導之下，不久淮軍已較湘軍為更強，緣故不外淮軍軍器西洋化的程度超過了湘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