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說個我很久以前聽來的段子：
20世紀80年代，美國有位社會學家在調查了全美鬥毆致人死亡的事件後，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根據案卷記載，在所有鬥毆致死事件中，有80%以上是先發出挑釁的那一方最終死亡。這位社會學家基於這個統計結果洋洋灑灑寫了篇論文，寄給學術期刊，等著拿獎。
當然，這篇論文後來被打回來了，期刊主編用語委婉地提醒了該學者這樣一個問題：人們鬥毆，大都發生在黑燈瞎火的犄角旮旯，一旦一方死無對證，肇事者人嘴兩張皮，當然會把尋釁的罪責推給死者，以幫助自己脫罪了！這樣的數據，能拿來當立論的基礎嗎？
不過，這個故事並沒有結束。20世紀80年代正是美國警界測謊儀推廣最普遍的時期，上述命案中，不少嫌犯都上過測謊儀。
也就是說，當這些人一口咬定是對方首先尋釁滋事時，大部分人都覺得自己說的是真相。雖然從宏觀結果上看，這麽多主動找碴兒的人遭遇“反殺”，是不符合常理的。
結論是，大量的人在回顧案件時進行了“自我催眠”，在內心默認了自己是被動的一方——反正鬥毆這種事，誰先“挑釁”也確實很難界定。
那麽，到底有多少嫌犯這樣做了呢？很遺憾，這件事我們也永遠不得而知。
再後來，美國人對測謊儀一度高漲的迷信和熱情就消退了不少，因為他們逐漸明白了人是一種多麽不誠實的動物。
我想到這個段子的原因，是某天寫了一篇文章，基於當地警方公布的最新信息，談了一種對長沙貨拉拉事件(1)我認為合理的真相。
文後就有朋友留言說：警方的還原是基於司機事後的單方麵供述，而受害的姑娘人死不能複生，無法提供對自己有利的證詞，實在太不公平了，不如讓司機上測謊儀，看看他說的到底是真是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