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人常說，人生主要是拚爹，家裏有礦就不用奮鬥了。但這話也不全對。比如柴可夫斯基，作為一個“真的家裏有礦”的人，他的童年過得其實就不咋幸福。
彼得·伊裏奇·柴可夫斯基，1840年出生在俄羅斯一個中產階級家庭裏，他爹在他出生時還是一個勘礦工程師，等到小柴九歲的時候，柴爹的事業越來越紅火，當上了冶金工廠的老板。於是，小柴成了正兒八經的工場主少爺。
表麵上看，這個故事很美好，不是嗎？但你要看小柴出生在一個什麽國家，又趕上了什麽時代。
在19世紀中葉的俄羅斯，像柴爹這種“中產階級”，絕對是大熊貓一樣的存在。19世紀的俄羅斯是一個典型的圖釘型社會，由一大群在溫飽線上苦苦掙紮的被奴役的農奴和極少部分拿走了社會絕大多數資源的大貴族所組成。在經曆了彼得大帝和葉卡捷琳娜大帝的改革後，中產階級好不容易在這片冰天雪地中長出來了那麽一點，但依然生存艱難。因為兩位大帝改革的初衷，就是為了“富國強兵”。想跟同時代的英法一樣，製定一套完善的製度，保障這些中產者的權利，那是絕對不可能的。說白了，當時的俄羅斯的中產階級是啥？無非是等著沙皇陛下收割的高級韭菜而已。所以，從嚴格意義上說，像柴爹這種人，不過是靠貴族們享用宴席之後的一點殘羹剩飯過活。所以，他雖然名義上是個工場主，但活得其實也很辛苦、很焦慮。
一句話總結就是，當時的俄羅斯中產階層本就薄得像一層紙，而他們的人生則更是比紙薄。
可能正是因為有了這種人生經曆，柴可夫斯基的爹對一個問題想得很通透：既然橫豎是給貴族老爺舔盤子，那為什麽不舔個鐵飯碗呢？於是他給柴可夫斯基規劃的“光明前途”是這樣的：好好學習，讀法律，畢業後考公務員，去聖彼得堡從十四等文官幹起，一輩子慢慢在體製內混……這樣的人生規劃，在同時代西方中產者那裏肯定是不屑於想的，可是在當時的俄羅斯，與柴可夫斯基的爹有同一想法的父母肯定不少。比如，我曾經講過的大文豪果戈裏，他家是烏克蘭地主出身，可他父母為他規劃的人生道路居然與遠在烏拉爾的柴爹規劃的高度類似。因為在當時的俄羅斯，其實隻有這條路算中產階級升遷的正道。你看，這不內卷了嗎？隻能說在一個乏味而焦慮的年代裏，“靠譜”的人生也是同樣乏味、焦慮而雷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