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曹成敗，昔人議論孔多，然皆事後附會之辭，非其實也。建安五年，曹操之東征劉備也，《武帝紀》曰：“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去，後必為患。袁紹雖有大誌，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嘉傳無此語）。遂東擊備，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紹傳》亦雲：“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說紹襲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皆病紹之用兵，不能乘時逐利。案用兵各有形勢，輕兵掩襲，乘時逐利，與持重後進，專以摧破敵人之大軍為主旨者，各一道也。
紹之計，蓋為先定河北，然後蓄勢並力，以與強者爭衡。當操與呂布相持於兗州時，強敵在前，饑軍不立，欲從袁紹之說，遣家居鄴（《三國誌·魏書·程昱傳》）。其勢可謂危矣，然以程昱之諫而遂止，袁紹亦不之問。其後呂布為操所敗，張邈從布走，張超猶守雍丘，臧洪以故吏之誼，欲乞兵往救。紹當是時大可存超以為牽製，而猶終不聽許，至反因此與洪構釁，誠欲專力於河北，未欲問鼎於河南也。
建安四年，紹既並公孫瓚，將進軍攻許，則既遣人招張繡，複與劉備連和。其明年，兩軍既相持，則有劉辟等應紹略許下，紹又使劉備助之，則紹於牽製操耳，亦不為不力矣。然終不發大兵為之援者，許下距河北遠，多遣兵則勢不能捷，少則無益於事，徒招挫折，故紹不肯遣大兵。即操亦知其如此，度其時日，足以定備，是以敢於輕兵東騖，非真能逆臆紹之昧機而不動也。
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操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誌，悔無及也。”及兵既接，沮授又曰：“北兵雖眾，而果勁不及南；南軍穀少，而貨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於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一以兵之不逮，一以將之不及，不欲速戰，而主持久以敝敵。蓋時河北雖雲凋敝，然其空乏初不如河南之甚，田豐違旨，終遭械係，沮授之策，則紹實不可謂不用。《紹傳》雲：“太祖與紹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武帝紀》亦謂：操以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而紹則運穀車為徐晃、史渙所邀擊者數千乘。又使淳於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悉為操所燒，乃致大潰。則其糧儲之豐可知，使徐晃、史渙功不成，操攻瓊而之誅不啟，抑或不克濟，事之成敗，固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