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是《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的合稱，又稱四子書，為曆代儒客學子研習之核心書經
“四書五經”到現在還是我們口頭上一句熟語。“五經”是《易》《書》《詩》《禮》《春秋》；“四書”按照普通的順序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前二者又簡稱《學》《庸》，後二者又簡稱《論》《孟》；有了簡稱，可見這些書是用得很熟的。本來呢，從前私塾裏，學生入學，是從“四書”讀起的。這是那些時代的小學教科書，而且是統一的標準的小學教科書，因為沒有不用的。那時先生不講解，隻讓學生背誦，不但得背正文，而且得背朱熹的小注。隻要囫圇吞棗地念，囫圇吞棗地背；不懂不要緊，將來用得著，自然會懂的。怎麽說將來用得著？那些時候行科舉製度。科舉是一種競爭的考試製度，考試的主要科目是八股文，題目都出在“四書”裏，而且是朱注的“四書”裏。科舉分幾級，考中的得著種種出身或資格，憑著這種資格可以建功立業，也可以升官發財；作好作歹，都得先弄個資格到手。科舉幾乎是當時讀書人唯一的出路。每個學生都先讀“四書”，而且讀的是朱注，便是這個緣故。
將朱注“四書”定為科舉用書，是從元仁宗皇慶二年（一三一三）起的。規定這四種書，自然因為這些書本身重要，有人人必讀的價值；規定朱注，也因為朱注發明書義比舊注好些，切用些。這四種書原來並不在一起，《學》《庸》都在《禮記》裏，《論》《孟》是單行的。這些書原來隻算是諸子書，朱子原來也隻稱為“四子”，但《禮記》《論》《孟》在漢代都立過博士，已經都升到經裏去了。後來唐代的“九經”裏雖然隻有《禮記》，宋代的“十三經”(1)卻又將《論》《孟》收了進去。《中庸》很早就被人單獨注意，漢代已有關於《中庸》的著作，六朝時也有，可惜都不傳了(2)。關於《大學》的著作卻直到司馬光的《大學通義》才開始，這部書也不傳了。這些著作並不曾教《學》《庸》普及，教《學》《庸》和《論》《孟》同樣普及的是朱子的注，“四書”也是他編在一起的，“四書”的名字也因他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