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是具有一定的節奏和韻律的文學體裁
漢武帝立樂府，采集代、趙、秦、楚的歌謠和樂譜；教李延年做協律都尉，負責整理那些歌辭和譜子，以備傳習唱奏。當時樂府裏養著各地的樂工好幾百人，大約便是演奏這些樂歌的。歌謠采來以後，他們先審查一下。沒有譜子的，便給製譜；有譜子的，也得看看合式不合式，不合式的地方，便給改動一些。這就是“協律”的工作。歌謠的“本辭”合樂時，有的保存原來的樣子，有的刪節，有的加進些複遝的甚至不相幹的章句。“協律”以樂為主，隻要合調；歌辭通不通，他們是不大在乎的。他們有時還在歌辭裏夾進些泛聲；“辭”寫大字，“聲”寫小字。但流傳久了，聲辭混雜起來，後世便不容易看懂了。這種種樂歌，後來稱為“樂府詩”，簡稱就叫“樂府”。北宋太原郭茂倩收集漢樂府以下曆代合樂的和不合樂的歌謠，以及模擬之作，成為一書，題作《樂府詩集》；他所謂《樂府詩》，範圍是很廣的。就中漢樂府，沈約《宋書·樂誌》特稱為“古辭”。
漢樂府的聲調和當時稱為“雅樂”的“三百篇”不同，所采取的是新調子。這種新調子有兩種：“楚聲”和“新聲”。屈原的辭可為楚聲的代表。漢高祖是楚人，喜歡楚聲，楚聲比雅樂好聽。一般人不用說也是喜歡楚聲的。楚聲便成了風氣。武帝時樂府所采的歌謠，楚以外雖然還有代、趙、秦各地的，但聲調也許差不很多。那時卻又輸入了新聲，新聲出於西域和北狄的軍歌。李延年多采取這種調子唱奏歌謠，從此大行，楚聲便讓壓下去了。楚聲的句調比較雅樂參差得多，新聲的更比楚聲參差得多。可是楚聲裏也有整齊的五言，楚調曲裏各篇更全然如此，像著名的《白頭吟》《梁甫吟》《怨歌行》都是的。(1)這就是五言詩的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