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的晚期，齊國成為學術思想的一個重鎮。《史記》說：
宣王（齊宣王的年代頗有疑問。依《史記·六國表》，當西曆紀元前342～324年。依《資治通鑒》，當前332～314年）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鄒衍、淳於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複盛，且數百千人。
（《史記》四六）
《史記》的《孟子荀卿列傳》裏也說：
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於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鄒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幹世主，豈可勝道哉？（《史記》七四）
齊有三鄒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幹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
其次鄒衍，後孟子。……鄒奭者，齊諸鄒子，亦頗采鄒衍之術以紀文。
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於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同上）
《史記》記齊國的事，最雜亂無條理，大概是因為史料散失的緣故。《孟子荀卿列傳》更雜亂不易讀。
但“稷下”的先生們，似乎確有這麽一回事；雖然不一定有“數百千人”的數目，大概當時曾有一番盛況，故留下“稷下先生”的傳說（彭更問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此可見稷下“數百千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我們可以說，前四世紀的晚年，齊國因君主的提倡，招集了許多思想家，“不治而議論”，造成了稷下講學的風氣（稷下有種種解說：或說稷是城門，或說是山名）。稷下的先生們不全是齊人，但這種遺風便造成了“齊學”的曆史背景。
司馬遷說：
齊帶山海，膏壤千裏，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魚鹽。……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史記》一二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