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鳩摩羅什與慧遠都注重禪法。道安序《道地經》，稱為“應真之玄堂、升仙之奧室”。他序《安般經注》，稱為“趣道之要經”；又說“安般（出息入息）寄息以成守，四禪寓骸以成定。寄息故有六階之差，寓骸故有四級之別。階差者，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級別者，忘之又忘之，以至於無欲也。……
修行經以斯二者而成寂。得斯寂者，舉足而大千震，揮手而日月捫，疾吹而鐵圍飛，微噓而須彌舞。”讀這種說話，可知當時佛教徒中的知識分子所以熱心提倡禪法，正是因為印度的瑜伽禪法從靜坐調息以至於四禪定六神通，最合那個魏晉時代清談虛無而夢想神仙的心理。
禪的理論最近於無為無欲，而禪的理想境界又最近於神仙。道安倡之，羅什、慧遠繼續提倡，五世紀初期以後，中國佛教發展的方向遂傾向於禪學的方麵。
看胡適《禪學古史考》及《佛教的禪法》（《文存》三集頁三九五～四八八）。又僧祐《出三藏記集》六至十諸卷中的道安、慧遠、慧觀諸人的經序。
戒，定，慧，為佛法三門。戒是守律，定是禪定，慧是智慧。倘使在那個曠達頹廢的風氣之中，忽然產出了嚴守戒律的佛教，豈不成了世間奇跡？如慧遠豈不是守律最嚴的和尚？（看《高僧傳》中慧遠及僧徹傳）但他議論佛法，終隻是側重禪（定）、智（慧）二途。
智慧即是六波羅密中的“般若波羅密”。那個時代（四世紀五世紀之間），印度佛教正盛行龍樹一派的空宗，又稱“中道”。他們說一切法都是空的，都是假名。這一派的思想含有絕大的破壞性，有解放的功能。
從二世紀之末以來，他們的經論（《般若》一係的經，《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等）陸續輸入中國。這種極端的假名論（nominalism），和中國魏晉時代反對名教，崇尚虛無的風氣也最相投。所以這一派的思想不久便風靡了全中國的思想界。當時所謂“禪智”，所謂“定慧雙修”，其所謂“慧”與“智”，大致隻是這一派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