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的《中國哲學史》的最後一部分，向來不曾特別提出作為單獨的講題。現在把他提出重講，固然是因為時間的關係，但這個題目本身卻也有單獨存在的理由。因為清代的思想確然和宋代或明代的思想大不相同，確然有他的特異的性質。
我們試取清代初年的大師的著作——關於思想的著作顧炎武的《日知錄》，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王夫之的《俟解》《噩夢》。
這些書便和前一輩的《榕壇問業》（黃道周）《證人社會語》（劉宗周）顯然不同，好像屬於兩個不同的世界一般。原來在那幾十年之間，時代已變換了，討論的問題也不同了，思想的路徑和結果也就不同了。
至於稍晚一點的作品，顏元、李塨的書，戴震、焦循的書。更是宋明時代所沒有。那是更容易見的，不用細說了。
我們現在要講的是清代思想史，而不是清代哲學史，這就是說，我們注重那代表時代的思想家，而不注重那繼承宋明傳統的理學家。我們寧可取那做小說的吳敬梓與李汝珍，而不必取那講理學的湯斌、張伯行。
我們看清代的思想史，可以看出四個大趨勢：
1.實用主義。
2.反玄學的運動。
3.考證的精神。
4.曆史的研究。
我們可以借清學的開山祖師顧炎武（1613～1681）的一生來說明這四種趨勢。顧氏所以能成為一代開山大師，也正是因為他最能代表清代思想的種種特點。
一、實用主義
顧氏說：
孔門弟子不過四科，自宋以下之為學者則有五科，曰語錄科。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
不尚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覆，宗社丘墟。……（《日知錄》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