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茲拉離開聖母院大街去拉巴洛，臨別時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海姆，我要你保管好這瓶鴉片，要等鄧寧[102]需要時再給他。”
那是一隻裝冷霜的大瓶子，我旋開蓋子一看，見裏麵的東西又黑又黏，有一股生鴉片煙的氣味。那是埃茲拉從一個印度族長手裏買來的，他說是在意大利人林蔭大道附近的歌劇院大街上買的，非常昂貴。我心想那東西的源頭一定是古老的牆洞酒吧，此酒吧在一戰期間是逃兵的避難地，而戰後則成了毒品販子交易的場所。牆洞酒吧是個狹長的彈丸之地，門麵漆成了紅色，不比意大利人林蔭大道上住家戶的過道寬多少。過去，酒吧曾有道後門通巴黎的下水道，從那兒據說能直達那些地下墓穴。鄧寧的全名為拉爾夫·契弗·鄧寧，是個詩人。他抽了鴉片能忘掉吃飯，抽得過量時隻能喝得下牛奶。他寫的詩是三行體[103]，埃茲拉頗為珍視，覺得他的詩很有味道。他的住處和埃茲拉的工作室在同一個院子裏。埃茲拉離開巴黎前的那幾個星期，鄧寧生命垂危，於是便把我叫去幫忙。
他派人送來的紙條這麽說：“鄧寧生命垂危，請速來幫忙。”
我去時，見鄧寧躺在床墊上，看起來像一具骷髏，顯然終究會死於營養不良。而我卻對埃茲拉說起了寬心話，說能夠用優美的語言說話的人很少會死於非命，還說不相信一個用三行詩語言說話的人（恐怕連但丁也做不到這一點）會驟然死去。埃茲拉說他並沒有用三行詩體講過話，我狡辯說他講話也許聽上去像三行詩體—— 我可能聽岔了，因為他跟我說話時，我仍睡意蒙矓。我陪在旁邊，鄧寧等死等了一夜也沒死成，最後隻好把這事交給一位醫生處理了。於是，鄧寧被送進了一家私人診所去戒毒。埃茲拉保證代他付賬，並召集了一批我不認識的詩歌愛好者幫助他，隻把在真正緊急關頭給鄧寧送去鴉片的任務留給了我。這是埃茲拉交給我的一項神聖使命，我心想一定不能辜負所托，在真正緊急關頭出手相助。一個星期天的早晨，這一時刻終於來臨了。埃茲拉寓所的看門人跑到鋸木場來，朝著樓上那扇敞開著的窗子（我這時正在窗前研究賽馬表）高聲叫道：“Monsieur Dunning est monté sur le toit et refuse catégoriquement de descendre.”[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