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自序裏有這樣的字句：“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讚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嗬，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
這是有誌於反抗、熱愛自己的國族的人們所同樣具備的遭了挫折，撫摩著傷痕，而周遭的人還是如夢未覺的悲哀。而文學者尤感敏銳的刺痛了整個心靈，也就是魯迅所說的“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
這是多麽可怕的遭遇呀！這時中國人民懵懵懂懂，雖然黨的旗幟已經開始樹立了起來（1921年），還未能引起魯迅的注意，他還自在抄古碑以麻痹自己。但相信環境論者早就證明，既然有人起來呼喊，就不寂寞，就有條件的創立。《新青年》救了魯迅的寂寞，而魯迅潛伏在體內的激流因堵塞而感到不舒適的“無端的悲哀”，在《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的陸續發表而走向正道。如山洪的趨向溝壑，有了歸趨，這正是魯迅所需要的，也是唯一重要的：就是“有無端的悲哀，卻也並不憤懣，因為這經驗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見《呐喊自序》，這“看見自己”也就是毛主席時常教導我們的自我批評）。魯迅從此麵向人生，麵向真正的現實的社會前進。
在前進中魯迅也還不免摸索著，步步為營地走著，從他接觸的事物中尋求著。現在，我試從他的閱覽書籍中找些思想的線索，也許這是我自己的一種極初步的學習、工作方法，未必準確能夠說明問題，姑且試試吧！
1912年，《魯迅日記》開始的一年，5月間到了北京，就職於教育部。時部中工作尚未就緒，魯迅住在城外山邑會館，因長途勞累，到後覺感冒發熱，但發熱之次日就到部視事了。首先給他感到失望的是“枯坐終日，極無聊賴”。這是當時教育部的情況。一直繼續著無聊賴的工作，使魯迅得閑閱覽一些書籍，如《中國名畫集》，作家文集，金石拓片，又“補繪《於越三不朽圖》闕葉三枚”。有時又患頭痛，也做關於《美術略論》的演講，因這時蔡元培長教育部，鑒於新思潮起，人們破除迷信，乃提倡以美術代宗教。魯迅在教育部社會司任職，蓋奉命演講。然而就此亦可窺見魯迅平時瀏覽圖書之廣泛，才能勝任得了。其時魯迅初到北京才不及兩個月，留心曆史掌故，就借得《庚子日記》二冊閱覽，但不能滿意。“讀之，文不雅馴，又多訛奪，皆記拳匪事”，魯迅從文字的不“雅馴”與“訛奪”，予《庚子日記》以批判，更進一步看到這位作者的思想不對頭，寫“拳匪”的事實，乃義和團反對洋人的人民熱愛其種族的一種表現，對於壓迫我們的異族異國起來反對的勇敢行動而一般人稱之為“匪”，魯迅於此發生疑問，探討真相，但書本上記錄卻令人失望，致魯迅評書中所描寫為“其舉止思想直無以異於斐澳野人”，因而不滿。又向當時目睹現狀的友人了解，這是一種不讀死書的明證，也就不會被書所誤，不會如書所描寫的思想，直以義和團與斐澳野人無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