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北京“三一八”事件之後不久，政治還是那麽黑暗。我們料想：中國的局麵，一時還是不死不活的拖下去，但清醒了的人是難於忍受的。恰好這時廈門大學邀請魯迅去教書，換一個地方試試也好吧，魯迅就答應去了。其時我剛在暑假畢了業，經過一位親戚的推薦，到廣州女子師範學校去教書。
臨去之前，我們曾經考慮過：教書的事，絕不可以作為終生事業來看待，因為社會上的不合理遭遇，政治上的黑暗壓力，我們做短期的喘息一下的打算則可，永遠長此下去，自己也忍受不住，因此決定：一麵教書，一麵靜靜地工作，準備下一步棋的行動，對自己經過一時期的鬥爭，為另一個戰役作更好的準備，也許較為得計吧。最低限度，例如至少有半年不挨餓的預備，再鬥爭起來，膽就會更壯些，力量會更充足些。因此我們就相約了做兩年工作再見麵的打算，還是為著以後的第二個戰役的效果打算，這是《兩地書》裏麵沒有解釋清楚的。
抱著美好的幻想到了廈門，頭一個遇到“雙十節”，當時使得魯迅“歡喜非常”。是因為北京在北洋軍閥統治了多年，“北京的人，仿佛厭惡雙十節似的，沉沉如死”。大凡人對某一件事的思想有了不同，則感情上也自然產生愛惡兩樣極相反的態度。魯迅在北京，對過年的鞭炮聲也聽厭了，對鞭炮有了惡感，這惡感是因為北京的鞭炮聲代表了陳舊腐朽的一麵，所以厭惡；而廈門的鞭炮聲帶來了新鮮希望，所以就“這回才覺得卻也好聽”“歡喜非常”了。再看他的比較：“聽說廈門市上今天也很熱鬧，商民都自動地掛旗結彩慶賀，不像北京那樣，聽警察吩咐之後，才掛出一張汙穢的五色旗來。”（以上均見《兩地書》）從掛旗上，魯迅判別出自動與被動，覺悟與不覺悟，當家作主與否的精神來。而又說明了北京人民之所以如此反應，是包括這一麵旗，代表了與他生活無關的事件的反應，是麻木狀態下無動於衷的反應；是軍閥的壓製所表現於行動的一種無言的表示。其時國民黨剛在孫中山三大政策：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下來慶祝節日，所以魯迅差強人意地認為：“此地的人民的思想，我看其實是‘國民黨的’的，並不怎樣老舊。”（見《兩地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