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ya Markovich的自述
我生在巴爾幹的一個可憐的小城——（蒙德尼格羅）——裏。小孩時，我進了鄉村的小學，在那裏修了業之後，我便跟家人一道在田裏工作。
大戰起時，不幸就降落在我們身上：我父親被迫上前線去打仗，受了傷回來；我們的牲畜也被無理的沒收去了，所以我們常常挨餓，不能掙得一些小錢，耕種的方法又十分的退步，可說真是沒有一點辦法的。這次的戰爭給我很深的印象，但我當時一些也不能說明它的原委。對這種恐怖的解釋，我也聽人家說是“為了祖國”或“為了基督”的緣故。
在一九一四年，我的一個叔父從俄國回來；他生在本鄉，但從小就往俄國去了的。戰爭爆發後，沙皇政府命令他回國來參與戰爭，所以他便回來了。他公開的對農民宣布：這次戰爭是帝國主義的戰爭，是為了資本家和地主的利益而戰的戰爭！他的宣傳，達到了蒙德尼格羅的政府，政府馬上派了偵探，追蹤他，秘密的暗殺了他，而卻宣言說他是自刎了的。
戰爭終於到了一個結束，但它的血圖卻深印在我的記憶上，永不能拭去；並且，新的災難還是纏繞著我們。蒙德尼格羅被並入了塞爾維亞，於是我們便在塞爾維亞的資產階級和王朝的統治之下了，因為蒙德尼格羅人與克羅特人，斯拉夫人，大爾馬底人，馬其頓人一樣，是該作為民族的少數的。民族的少數是該受壓迫，並且也非常的窮困，所以才有一九一九，一九二〇，一九二二年的農民暴動發生。但塞爾維亞資產階級的政府，遣發軍警來屠殺革命的農民，放火焚燒鄉村的農舍，把參加暴動的親戚也捉來坐牢，給以虐待，暗殺，這些，在我們心中，燃起了憤怒的火焰！
當其間（一九二一年），我另一個叔父，武加星·馬可維其博士，從蘇聯回來了；他是一個老布爾什維克，所以他一到，便教導農民，為什麽和怎樣去作戰。因為他的宣傳，敵人欲得之而甘心，幸而他逃避了，竄入森林，遂成了一位遊擊隊員。許多農民都擁護他，和反動軍隊時常作戰。因為我叔父和兄弟都參加了遊擊隊，所以警察把我們全家下獄，他們用嚴刑來拷打我，想從我口中得知這些共產主義者的匿處，但都無效果。後來，我決定越獄；一自由之後，我立刻拿了來複槍，加入遊擊隊，和這些資本家的保護者和奴隸們奮勇作戰。從一九二一年的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的五月止，這七個月裏我一直不間斷的在遊擊隊裏服務。直至最後，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我們五個同誌與五百軍警打了一仗，我和我十七歲的弟弟，都受重傷，遂被逮捕。他們叫我們披鎖帶鏈，送我們進牢監去，嚴密的囚禁起來，監獄的情形真是不堪，非常的可怖：肮髒的粗劣的食物，還加以拷打和虐待！我們被關了三年又半的辰光，不曾審過一次，直到一九二五年的十一月，方才開審，結果是，我們被每個都判處十五年的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