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從並非美德，拒絕需要智慧。
蕭俛出身南蘭陵蕭氏，是梁武帝蕭衍的後裔，唐穆宗時任宰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一次，穆宗皇帝下詔讓他給已故的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撰寫神道碑。蕭俛回稟說：“為臣器量偏狹，王承宗（指王士真的兒子）不肯聽從朝廷號令，人品沒有可稱讚的地方。如果讓微臣撰寫王士真的神道碑，臣不會刻意去美化他。神道碑寫好後，按慣例王家會獻物致謝。臣若不接受，就違背了陛下安撫藩鎮的計劃；臣若硬著頭皮接受，則又違背了自己平生的意願，因此臣不願意寫這篇文章。”穆宗皇帝認為他肯直言，便嘉獎了他。
從表麵上看，蕭俛是為了維護自己士大夫的尊嚴，才拒絕領導安排的工作，但事情遠沒有這麽簡單。在君王時代，對皇帝而言，臣子的忠誠度、辦事能力是第一位的，其次才能談到士大夫的聲譽。如果一個人不能為領導辦事，僅會沽名釣譽，是得不到領導重用的。那麽，唐穆宗為何還嘉獎了蕭俛呢？這是因為，蕭俛話裏有話，戳中了唐穆宗的心坎。這就要將其放到唐穆宗執政時的社會中來看了。
唐朝自玄宗天寶年間安史之亂後，藩鎮坐大，各地的將領要錢有錢、要人有人，逐漸不肯聽從朝廷的號令，開始自行任命官職，各自為政。到了唐穆宗的父親唐憲宗時，在名相裴度的輔佐下，逐漸削平了一些反叛的藩鎮。之前處於觀望狀態的藩鎮將領紛紛歸附朝廷，但那些有實力的藩鎮仍然處於半獨立狀態。唐穆宗所說的“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就是當時有實權的藩鎮節度使之一。王士真原是成德軍節度使李惟嶽的鎮將，他協助父親王武俊殺了李惟嶽。朝廷為了安撫，就順水推舟地任命王武俊為節度使。王武俊死後，王士真不待朝廷任命，就自封為留後，成了節度使。王士真死後，他的兒子王承宗、王承元相繼為留後。王家在成德軍中經營了四世，豈止是尾大不掉，實際上已成了一個獨立王國。唐穆宗作為大唐王朝的“董事長”，下詔讓經理人蕭俛給已故的王士真—曾經的分公司大佬寫神道碑，就是想用朝廷的榮譽來籠絡住藩鎮，避免他們公然造反。蕭俛沒有接受領導委派的工作，反而拿出一套推脫之辭，其中至少有三層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