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皇以女子之身，於李唐最盛時奪取神器，並成功地掌握天下十五年，基本上沒有輸給任何政治勢力，而是因時間的自然法則而終結。一個在傳統倫理上居於先天性弱勢的政權何以能維係如此之久？持正麵意見的認為，武皇大力打擊高門士族，為寒門庶族上位大開方便之門，客觀上符合曆史發展的規律，因而得到了中下層人民的擁護，統治基礎穩固，並以她大開科舉、破格用人來加以論證。持反麵意見的則認為，武周政權屬於典型的僭主政治，無非權術治國，尊君卑臣，自始至終獨裁到底，他人無從挑戰而已。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她對宰相職權和聲望的打壓。她首創“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一職，以資曆較淺的低品級官吏充任宰相，武周時期四品以下官員出任宰相已逾半數，位望既低，無力對抗皇權。與此同時，武皇大力擴展宰相數目，常年維持在十人以上，並頻繁更換，任期短的僅一個月左右，平均任期三個半月，每年更換3.6人，比太宗高宗時期的更替頻率高出三倍。從太後臨朝稱製時期算起，武皇任命了七十五位宰相，大多或殺或貶，她去世之際還留存在世的宰相僅有四位。在這樣的政治高壓下，諸相終日戰戰兢兢，隻慮朝不保夕，不敢輕易有所作為，三省六部製互相製約、監督君權的意義遂形同虛設。
這兩種說法都各有其道理。其實武皇打擊士族提拔寒士也是出於鞏固皇權的需要，她畢竟是封建君主，考慮的首先是武周政權是否穩固，而非認清時代潮流、專為滿足人民群眾需求服務的革命公仆。隻是如何進行客觀評價，有必要把這些行為放到曆史的大環境中去觀察。比如對士族的打壓，太宗便有重修《氏族誌》一事，高宗下詔嚴禁五姓七望互相通婚，至武皇大力打擊關隴豪門，三人並沒有事先商量，步調卻驚人的一致，隻能說士族退出曆史舞台已是大勢所趨，武皇不過因勢利導，沿用既定國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