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湛
80年前，1937年，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在延安發表。
“兩論”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是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總結，堪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裏程碑。100年前，1917年，俄國發生十月革命，開創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新時代。在俄國革命影響下，中國共產黨人曆經千辛萬苦，選擇並領導中國人民走上了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道路。沒有1937年之前 20年的曆史，就不會有《實踐論》《矛盾論》。
一個世紀以來，世界和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和發展，雄辯地證明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選擇並堅持的道路、理論、製度的正確性，證明了作為這種道路、理論、製度選擇的基礎即前提的中華文化的生命力。
中華文化本性的通變和包容，使我們能夠立足中國、麵向世界，作出符合時代要求的道路、理論和製度的選擇。已有的曆史成就，給了我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製度和文化的充分自信；未來的發展前景，將進一步增強我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製度和文化的自信。
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是哲學著作。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代表性著作，“兩論”包含著豐富的哲學理論和方法論內涵。其中最具有核心意義的內容，是知行統一理論和對立統一法則。劉敬東和張玲玲編著的《〈實踐論〉〈矛盾論〉導讀》，把毛澤東的哲學智慧概括為堅持理論與實踐、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並稱之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哲學秘密”，這是十分精到的見解。
認識與實踐的關係，也就是理論與實踐的關係，這是人類社會發展、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問題。因為人是有意識的社會性的存在，人在社會實踐中形成認識，在認識引導下從事社會實踐。認識可以解釋世界，但人認識世界，為的是改變世界。而要改變世界，首先就要改變自己，通過自我改變來改變環境。馬克思說：“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隻能被看作是並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自我的改變和環境的改變，不是重複、延續已有的狀態，如果導致新的更好的狀態，就具有創造性。人類實踐和認識的創造性，使人類社會發展突飛猛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