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上有一些舉足輕重的大人物，在普通人看來是單調乏味的。比如德國大哲康德，幾無生平可言；中國大哲程頤，也以性格的固執、單調著稱。他們的名字底下，是一套令人望而生畏的深奧、精密的學說，接近他們需要相當的勇氣和學力。但也有另外一類思想家，如伏爾泰、蘇軾那樣的，生平多故，極富傳奇色彩，興趣廣泛，性情開朗，為人們所樂於接近，不同文化層次的人都能從之獲益。因此，他們所到之處，群眾聞訊圍觀，婦人孺子皆曉其姓名，文人學士珍藏其簽名、手跡，錄傳其逸聞趣事，他們的學說也經常以極為世俗化的方式，深入到民間的生活之中。我們對那些不顧塵囂，寂寞創作的思想家深懷敬意，他們的學說是民族文化的脊梁，學術史上的豐碑；不過，我們也許更應該注意深受民眾喜愛的思想家，他們的精神遺產，對於一般社會生活，尤其是對於後世文化人的人格塑造，所起的影響更為巨大深遠，那是民族文化的血肉，與學術史的大地。
那麽，為什麽說“更應該注意”呢？以蘇軾為例，可以說明之。
蘇軾確實是那種深受人們喜愛的思想家，甚至在他的生前，他的名字後麵已經跟隨著許多美麗的傳說，千百年來，僅僅是這樣的傳說，已經反映出一部人心中的文化史。每一個中國人，若認真省視自己的精神世界，必會發現有不少甚為根本的東西是直接或間接地來自蘇軾的（這裏指的當然不僅僅是文學觀念，而主要是就世界觀、人生觀而言），稱他為中國人“靈魂的工程師”絕不過分。就此而言，曆史上罕有人堪與相比。因此，蘇軾的思想對於國人生命靈性的啟沃，蓋不在孟軻、莊周之下，而恐遠在程頤、朱熹、王陽明等哲學巨匠之上。他對於中國思想史的實際影響，見於後人的著述文字者還屬其次，更重要的是著見於文人學士的心靈。宋以後中國文化人的心靈中，無不有一個蘇東坡的形象在——這是曆史在民族文化心理中的積澱，是人心中的曆史。然而，文獻中的曆史卻另具一副麵目。元明以降，追慕蘇軾精神境界的不乏其人，但一談道德性命，輒很少人會談到蘇軾。關於有宋一代學術的比較權威的著作，要數《宋元學案》，那其中本不乏與程朱理學相異的各派學說，一一列為“學案”，卻偏將蘇氏“蜀學”與王安石“新學”另列為附錄，其意該是視為異端。“新學”“蜀學”本來至少可與程氏“洛學”並峙，卻因南宋人將北宋滅亡之故歸罪於王安石，而諱言“新學”，又徒以朱熹尊程貶蘇之故，而諱言“蜀學”，這無疑出於偏見。可是，在“五四”以後，程朱理學的權威意識形態之地位已經推倒，哲學史界對“蜀學”的研究卻仍遠遜於對“洛學”的研究[1]，遑論給予恰當的評價。這種情形，與蘇軾對中國思想史的實際影響，是很不相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