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農耕自然經濟當然仍是發達的，而且比前代大有進步。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在國境比漢唐大為逼仄的情況下，由於大力鼓勵墾荒，注重經營水利，而令墾地麵積不少於前代。就在財政困難發生的仁宗時期，皇祐中田賦收入5358萬[42]，比唐代初定兩稅時的“歲斂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43]，總5000萬，已有所增加。到英宗治平中，田賦更增至6776萬多[44]，自此到北宋末，當然是有增無減。然而，皇祐中王堯臣奉命統計國家財務上的總收支數目，卻在12625萬以上，到治平二年，收支數目是：入11613萬餘，出12034萬餘[45]。然則仁、英時期，“兩稅正賦”不過是國家財政總收支的一半左右。另一半在哪兒呢？據慶曆、嘉祐間兩主邦計的張方平所提供的慶曆五年的一些數據就知道了。此年商稅1975萬餘貫，酒稅1710萬餘貫，鹽稅715萬餘貫[46]，這三項收入，總計已達4400萬，再加上茶稅、和買紬絹之類，就差不多了。這些收入，是從少數日用品的專賣和其他商品的自由貿易中得到的稅利，其總數與田賦相當。此時，國家的財經政策已是兩條腿走路：農耕自然經濟——田賦是一條腿，商品經濟——稅收是另一條腿。商品經濟與農耕自然經濟平分天下，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是極其明顯的。
其實，即使不借助統計數字，宋代史料中有關商品經濟繁榮景象的感性描述，早已給宋史研究者一種抹不去的印象，如我們在《東京夢華錄》裏讀到的、在《清明上河圖》裏看到的汴京，就幾乎是個特大的超市、不夜的商城。那樣的景況，即使在今天的中國，也隻在上海、香港等商業最發達城市的中心地段才能見到。關於宋代坊廓戶中工商從業人員的增多、商品數量和種類的繁多、城鄉市場的發展（封閉性的坊市製被開放性的市場製所代替）和商業運行機製的完備，現在的各種經濟史論著都已論及，不待贅言，此隻提出幾點。一是紙幣的出現，這是研治中國經濟史者津津樂道之事。究趙宋政府之所以發行紙幣，並非財政理論指導下的主動行為，而完全是順應實際事務的迫切需要而被動拋出的，這反映商品經濟的運行機製本身已經產生了影響政府行為的足夠力量。二是商稅的數目，《宋史·食貨誌》載皇祐中歲課786萬，治平中增60餘萬，時已超過840萬[47]，但張方平提供的慶曆五年的數額已達1975萬餘，不知後來何故銳減？若《宋史》無誤，則想來是把張方平計入商稅的某一大宗收入另行記賬的緣故，即不過是自由貿易的稅入與專賣收入在計算上的轉換而已。然而，即便將榷酤（專賣）收入排除在外，僅從自由貿易中所得的商稅，已足為國家財政的重要支柱之一。而且，若按照當時2%的“過稅”率和3%的“住稅”率的平均數2.5%來計算一下的話，800萬商稅就意味著3.2億的營業總額，為當時政府經手出入的財富總額之3倍，而1975萬商稅更意味著接近8億這樣龐大數目的營業總額，則國計民生對商品經濟的依賴，一望可知了。這無疑是宣告著“公私無異財”、“賦予皆自我”的舊經濟結構的破產[48]，所謂“利孔”百出的局麵，也就在如此繁盛的商品經濟的運行之中必然地出現了。三是富商大賈在宋代的較多產生。宋真宗時王旦曾雲：“國家承平歲久，兼並之民，徭役不及，坐取厚利，京城資產百萬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49]須知資產百萬相當於仁宗時國家財政總收入的百分之一！王旦認為富民的大批湧現，是通過“兼並”中飽私利的結果，這也是王安石所說財利被“小人私闔開”的意思，依他的理想，政府是應該把這“利”從“小人”手上收回的。四是與“利孔”百出的社會經濟相應，崇本（農）抑末（商）的政策受到了社會風氣的抵抗，夏竦描述說：“民樂負販，俗尚奢泰，十夫裏居，遊手太半……元元爭欲采山煮海，執技列肆，以邀美利。”[50]人們都去鑽“利孔”了，這也就是王安石所謂“風俗日以衰壞”的原因，利之所在，誰不趨之？當然，自中唐以來，也就有了對於傳統的“義利之辨”的重新思考與解說，而蘇軾兄弟更有了為“富民”辯護的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