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七月，五十四歲的蘇軾，兩鬢風霜，以龍圖閣學士任杭州知州兼浙西路兵馬鈴轄再次來到杭州。
這次任職直至元祐六年（1091）三月，曆時近兩年。
如同數年之前，杭州似乎是蘇軾一生中最能容納他的傷心、失意的所在。
蘇軾前後兩次到杭州任職，都是由於不安於朝而被迫乞外任。
第一次因批評王安石新法，引起新派疑忌而“懼禍乞出”。
第二次則因與司馬光在“盡廢新法”問題上產生分歧，受到舊派排擠，又連上章疏力求補外。
無論讚成或反對，蘇軾與“新法”始終格格不入。
每當此時，命運便將杭州溫情的山水交付蘇軾，使他壯年倅杭時被變法派驅逐的孤單鬱悶，十幾年後不見容於保守派的深沉憤慨得以暫時紓解。
闊別杭州十五年，此時的蘇軾已經是飽經風霜的老人。
當他故地重遊，見萬鬆嶺上寒梅獨放，撫今追昔，深覺蒼涼：“綠發尋春湖畔回，萬鬆嶺上一枝開。而今縱老霜根在，得見劉郎又獨來。”（《次韻楊公濟奉議梅花十首》其三）
蘇軾如老梅，鐵骨仍在，卻似萬鬆嶺上一枝獨開，內心沉澱了太多的複雜感受。
這時的蘇軾，經曆了“烏台詩案”，再經各地輾轉，也許杭州溫和的風情已經不再像十五年前那樣足以撫慰了。
也或許，蘇軾已經接受了自己在宦海中無解的結局並跳脫出來不再自怨自艾。
總之，接下來的時光裏，蘇軾不談風月。
在這番任職知州的兩年裏，他憑著當今高太後的支持，借助手中的地方軍政大權，將更多的精力投注到政事上，多有建樹。
元祐四年（1089），蘇軾剛到杭州即遭逢嚴重的自然災害。
杭州冬春水澇，早稻無法下種；五、六月以來又鬧旱災，剛剛種下的晚稻也收成無望，早晚兩季都受損失，“民之艱食，無甚今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