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州，蘇軾是彷徨的。
自密州開始，他就身陷進退維穀的政治矛盾，這矛盾到了徐州更為尖銳。
然自往來三郡，首尾七年。足蹈危機，僅脫風波之險；心存吏役，都忘學術之源。既未決於歸耕，敢複求於善地。（《徐州謝兩府啟》）
蘇軾的彷徨，在於“進”與“退”的選擇。
在他的內心，他還是那個在母親麵前誓做範滂一般“奮厲有天下誌”、“致君堯舜”的孩童。
然而，無論“早塵策府”還是“屢乞守符”，無論“拙直”還是“苟全”，都不能解脫他“足蹈危機，僅脫風波之險”的現實境遇。
進，政敵虎視眈眈，被神宗目為變法之異己和另類。
退呢？——如今做官這樣不快樂。“宦遊久不樂，江海永相望。退耕本就君，時節相勞餉。”（《京師哭任遵聖》）
不如歸去？“逝將振衣歸故國，數畝荒園自鋤理。”（《次韻答舒教授觀餘所藏墨》）
他不是沒想過：“一旦功成名遂，準擬東還海道，扶病入西州。”（《水調歌頭·餘去歲在東武，作〈水調歌頭〉以寄子由。今年，子由相從彭城百餘日，過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別餘。以其語過悲，乃為和之。其意以不早退為戒，以退而相從之樂為慰雲耳》）
然而，他的心還是熱烈的，自幼的理想，知識分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一身過人的才華。
不，不能退，不該退。
他對神宗還抱有幻想。他對生活還有幻想。
所以，他兩難。
在兩難中，蘇軾進退維穀，內心衝突劇烈。
他隻得不斷自嘲：
一任劉玄德，相對臥高樓。（《水調歌頭》）
山中故人應大笑，築室種柳何時還。（《次韻子由與顏長道同遊百步洪，相地築亭種柳》）
豈無知我者，好爵半已縻。爭為東閣吏，不顧北山移。（《次韻王鞏留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