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必目空一世，方能橫絕千古。
正因為她是這樣的李易安，才能有這樣一篇生猛的《詞論》。
青史才能將一席之地拱手相讓，任她叱吒風雲。
千古《詞論》，非常自信，非常招人恨
回顧李清照的少女時代，她是以詩與文在京城文化圈中出名的，並不是“詞”——現代人看來，詩詞，乃古典詩歌統稱，有甚區別？在李清照的時代，區別可大了，體例不一樣，地位更不一樣。詩以言誌，文以載道。詞是啥？“小歌詞”啊，市井流行歌曲，婦孺、僧道、倡優、販夫走卒，乃至強盜山匪，是人都能來上一段，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最抬舉的稱呼，也就是“詩餘”了，詩之餘技，詩之餘興而已。
張耒為李格非書寫墓誌，特地提到了李清照，曰：“長女能詩。”不要小瞧了這一句，對於詩壇耆宿的張耒來說，這代表了對晚輩詩才的認可，也說明了這是個能給亡父添光彩的出息女兒。你換成“長女擅樂府（或小歌詞）”試試？拿不出手的呀。
李清照後來寫了一篇《詞論》，提出了“詞別為一體”之說，這在當時，是新論，也算是為詞正了一回名，將詞從詩體的拖油瓶，確立為獨立的文學體裁。
當時人們對詞的態度，有兩個極端，一是承五代以來花間的靡豔餘脈，同時又接市民文化的地氣，比如柳永那種深受歡迎的小情歌，新鄭衛之聲；另一個，則是以蘇軾、黃庭堅等為代表的以詩入詞，“長短腔作詩”，將詞詩化、文人化，李清照覺得，都不妥。
她說，詞者，最有別於詩的特征，是音樂性，是音律的協調。此外，從文學性上，還應該做到：鋪敘、典重、故實。鋪敘者，鋪陳描敘，從容地寫，意思飽滿而富有層次；典重者，典雅而莊重，這是對詞的精神麵貌的要求，文字到內容，都要高雅、有格調；故實者，典故與史實，說的便是詞的“用典”了，考驗的是作者的文化底蘊。好的用典，妥帖自然，在寫作者與閱讀者之間，製造出靈犀一點的美妙，最高效地傳達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