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街道上行進的士兵還是體育館學拉丁舞的學生，愛因斯坦自小隻要一看到這些被訓練得像機器一樣的人就會感到十分沮喪。對機械式操練的深惡痛絕和對暴力的深切痛恨在他心裏紮了根。透過戰爭，他看到了他厭惡透頂的東西——機械式的暴行。
愛因斯坦的這種厭惡超出了政治信念的範疇，與任何政治信念無涉。1920年的一天，有一群美國人到柏林來拜訪他，他對他們說：
我所說的和平主義是一種本能的感覺，我覺得殺人是十分可怕的，心理自然會產生這樣的感覺。我的態度並不是來自於任何的學術理論，而是來自於我對每一種殘忍和仇恨最深切的反感。我可能會給這種反應找個合理的解釋，但那都是“後話”了。
由於愛因斯坦對戰爭的態度來自於一般人的思維，而不是出於某些政治理由，因此要想他和那些為世界和平而奮鬥的機構合作還是有一定難度的。1922年，愛因斯坦得到任命，任職於國際聯盟的知識合作委員會。這一機構的宗旨是要讓知識分子熟悉國際聯盟的目標，並引導他們利用自己的知識與天賦來實現這些目標。這一委員會起初目標也頗為含糊不清，後來也未有建樹。但是，在一開始的時候，愛因斯坦覺得自己不該拒絕合作，於是他在接受信中寫道：“雖然我不得不承認，我根本不清楚你們這個委員會所做的工作的性質，但我覺得我有義務服從其安排，因為誰都不該在這個時候拒絕為實現國際合作出一份力。”
但一年之後，愛因斯坦發現這一聯盟並沒有阻止強國使用武力。他們隻是在想方設法讓弱國對強國的要求不做抵抗，一味地逆來順受。因此，他辭去了在委員會的工作，並給出了這樣的理由：“我堅信這個聯盟既沒有實力，也沒有必要的信譽完成其使命。作為一個堅信和平主義的人，與你們同盟對我來說似乎沒什麽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