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德國教授們的最高理想就是撇清科學和政治的關係。但是，當政權落入希特勒總理及其政黨手中時，這個政黨的首要原則就是將政治淩駕於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比如經濟、藝術、宗教，還有科學。
如果你記得這個新國家不僅以新政治組織的形象出現，還宣稱代表了生活中各個領域的新觀點和新方向，那麽新政府的立場就可以解釋得通了。新的指導方向就是，這個國家所有的行動都要有利於德國人民和日耳曼民族，這是科學和其他一切活動的終極目標。
德國政府的新理念是，大學應當傳播一種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這給大學老師帶來了很大壓力。但是考慮到“科學自由”是教授圈子中最受重視的口號，新政府覺得，在強製推行該政策的同時，應盡量保留原有的表達。所以保留了“自由”這個好字眼，但賦予了新的含義。“自由”這個詞在早期德國哲學中的含糊使用，為該詞被納粹主義借用奠定了基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背景下，西班牙裔美國哲學家喬治·桑塔亞納在其論文“德國的自由”中寫道：
德國哲學中所說的自由有其特殊的含義。它不是指選擇的可能性或個人的主動性。德國人所說的自由，相當於天堂裏的天使，他們可以自由見上帝，卻不違反教規。這種自由是對新興事物的一種深刻理解，而你卻無法擁有。你可以盜用、你可以讚美，可以覺得是天賜的一種自我精神的表現形式。當你同情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國家甚至整個宇宙，你就被同化了，再也區分不出造物主、國家和你自己。這種自由就變成了強製性的服務。
在此期間，德國教學領導者克裏克清楚地呈現了對這種深刻的，形而上學理論的實際應用。他表示：
需要被限製的不是科學本身，而是那些科學調查者和老師。隻有那些科學天賦極強、並宣誓效忠國家、支持世界種族概念、投身德國使命的人，才應該繼續在德國的大學裏教書、做科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