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及其衛星國，遭受迫害的猶太人數量不斷增加，到美國去尋求避難所的猶太人也越來越多，這些人有科學家、作家、藝術家、教師和其他職業的人。就像大量優質商品在市場上以低價賣出會導致通貨膨脹一樣，這些難民學者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難。
新一輪移民潮開始時，美國仍處於經濟危機之中。當然，如果不是全球的經濟大蕭條，德國的納粹革命就不會出現，這當然不是一種巧合。隨著移民數量的不斷增加，不切實際的謠言也開始蔓延起來。據說，難民不是先鋒的代表；這批移民並沒有像早期移民那樣做任何建設性工作，他們想的隻是，怎樣才可以不工作就成為富翁，怎樣靠政府救濟來生活。很多人因此驚恐不安，視他們為工作的競爭對手；一些人僅視他們為替罪羊，來承擔各種責難和非議。很多煽動者的話語讓人們相信，大量移民的湧入很快將改變美國民族和種族構成的比例結構。
英國數學家和哲學家伯特蘭·羅素不能被任命為紐約大學的哲學教授，因為他對婚姻和宗教傳統持批評態度。愛因斯坦支持他。愛因斯坦認為，當個人和政治對手的反對可以阻止傑出教授出任某種職位的時候，這就阻礙了科學的發展。羅素的敵人利用愛因斯坦支持羅素這一事實做文章，以達到他們自己的目標。這些人寫信給報社，“羅素這麽個‘**主義者’和愛因斯坦這個‘難民’怎麽敢幹涉美國內政！”這些人使用“**主義者”和“難民”等蔑視詞匯，這種做法是值得關注的。
每一個研究機構如果想要任命一個“難民”學者，就會變得進退兩難。一方麵，美國大學非常願意幫助遭遇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也很高興有機會能夠受益於這些人的能力。但是另一方麵，他們有責任對國內正在尋找學術職位的畢業生負責。出乎意料的是，有些職位全部由來自歐洲和擁有更高聲譽的學者來擔任，畢業生們對此非常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