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我招工到保康縣馬橋電站工作，十四平方米的宿舍住著我們三個小青年，除集體配發的三張單人床外，宿舍裏沒有一件家具，我的衣物和書籍裝在父親送我的一個木箱裏置放於床下。工餘喜歡讀讀寫寫的我，隻得把被褥掀開“伏筆”於床板上。
因此，我特別盼望能有一張自己的寫字台。
我把想法告訴做木匠的小叔後，他來電站用包裝發電機拆棄的木板，給我做了一張長一米、寬零點五米的寫字台。寫字台雖然很小，但我如獲至寶，四個小抽屜，可以分別放置筆墨紙硯、書籍雜誌。工作之餘，坐在小巧的寫字台前，就著明亮的台燈，讀書寫字的心境真是美極了。
在這張寫字台上，我讀唐詩宋詞，讀當時流行的“傷痕文學”，自修《山西青年》創辦的“刊授大學”中文專業課程，嚐試著寫一些小散文、小詩歌和新聞報道。“作品”居然不斷被縣廣播站和縣文化館采用，後來又屢屢見諸地區的《襄陽報》。
不曾想，小小寫字台竟悄然改變了我個人的命運。1984年5月，一紙調令把我調到了縣委辦公室。離開電站時，我深情地把寫字台用報紙包裹捆好，裝上空****的送我到縣裏上班的“東風”牌卡車——除了書籍雜誌，小小寫字台是我唯一的家當。
那時候，保康縣委在平房裏辦公，住房很緊張，單位便把我安排在八平方米的值班室居住。住值班室雖要頻頻接聽電話，但這八平方米畢竟是我一個人的領地。夜深人靜，一個人看書寫字，燈亮著不怕影響他人休息，也無他人打擾你神思遐想。小小寫字台陪伴著我學寫調研報告、典型經驗、文件講話等公文材料……
1986年，組織上給了我一個脫產學習的機會，在離全國成人統一高考一個月的時間裏，小小寫字台沒日沒夜地浸潤著我的汗水，伴我重溫高中課程，使我幸運地搭上了上大學的“末班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