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節也好，投水也好，殉難也好，身諫也好，前提是是非判斷，而是非判斷的前提是獨立思考：舍此便沒有一切。
老舍先生是“文革”最早的殉難者之一。
一個合理的問題：那麽早，他能看出有問題嗎？
要知道，當時絕大部分人對“文革”是看不清楚的，相反，都心悅誠服地、虔誠地跟著時代走，以為自己是錯的，以為自己寫的東西是毒草，自己需要徹底的改造。在作家群中大概隻有茅盾先生，憑借他的豐富黨內經曆，有不同的是非判斷，斷然采取了不參加、不合作的態度。他的老資格地位對他也有天然的保護作用。他的情況可以算是少而又少的例外了。
那麽，老舍先生呢？
他從一開始就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對“文革”持斷然不同的看法。
這很奇特。
但，這是事實。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是星期日，這一天，我回過家，和大妹舒雨一起，和父親有過一次認真的談話。
這一天，離他挨鬥的八月二十三日隻相隔兩天，離他自殺的八月二十四日隻相隔三日。
認真，是指內容；形式上還是隨便的，是地道的家庭式的聊天。
我，那一年，已經三十一歲，大妹二十九歲，我們和父親的談話是大人和大人之間的談話。我們在父親眼裏，從來都是孩子，但是，在外表上，他從來都不把我們當孩子，這大概是他受外國的影響，早早地就以一個平等的身份對待我們，和我們行握手禮，直呼我們的學名，不再叫小名，好像暗示給我們，你是一個獨立的存在，我尊重你。
他這個“五四”時代人，有根深蒂固的民主思想，他的名言是：
“不許小孩子說話，造成不少的家庭小革命者。”
那天的談話是由“紅衛兵”上街“掃四舊”做起的。“八·一八”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之後，“掃四舊”風起雲湧。我們便談些街上的事情給父親聽，譬如說王府井大街老字號的店匾已被砸，連“四聯”理發店裏的大鏡子都被學生貼上了大白紙，不準照，理發照鏡子都成了資產階級的臭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