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變法者之首，在熙寧年間首倡變法時，司馬光作為反對新法的舊黨，直接選擇退隱家鄉洛陽，用了15年修出傳世之史《資治通鑒》；15年後，哲宗繼位，在朝野的一片擁護聲中，司馬光重登相位，視變法為異端，除惡務盡。
一個是新黨的領袖，一個是舊黨的元腦，勢同水火的兩個人物，卻都與蘇軾有過緊密的命運交集。新黨視之為舊黨一分子，而舊黨上台後，他偏偏又為新黨辯護，在政見上，他兩麵不討好，不迎合。如果不談政見，隻談學問，無論是王安石還是司馬光，都對蘇軾的天賦才華和如光一樣溫暖的性格，內心是極為喜歡的。
有宋一代，士大夫多集官僚、文人、學者於一身。如果沒有黨爭，沒有內訌，讓他們齊聚在那片天空下，該是怎樣奇異瑰麗的景觀啊。
王安石，於熙寧二年在宋神宗的支持下，開啟熙寧變法。這位“拗相公”，以孤絕的氣質和高邁的抱負，雷厲風行啟動了他的變法，哪管身後洪水滔天，依然一往無前。一個改革家，要的是這種氣魄。他的格局和氣魄太大，在生活上極度敷衍而不拘小節似乎是順理成章。他生活極簡，長年不沐浴，不更衣，美色、美食**不了他，利益收買不了他，他的心中隻有他的改革信仰，隻有他所認定的真理，全力以赴、孜孜以求，九死無悔，這種人可敬又可畏。
也正因為心中隻有信仰和真理，他們缺少變通妥協的意識，也缺少一種接地氣的能力。他不知道，在大宋這個沿襲日久的政體下，在這個習故蹈常、墨守成規，人人但求無過而不思有所作為的朝局中，一個人要從根本上觸動這種體製，簡直是不切實際的妄想。
王安石果斷無情地開始施行一係列變法，青苗法、方田均稅法、均輸法、免役法等等。為了推進新法，他大量起用新人，無暇考量其品德才華，其中不乏為理想而真誠投入的人，更多的則是一些投機取巧的新進少年，趁機青雲直上。因用人不當而帶來的成效的偏差，導致百姓生活愈發困苦，成為不爭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