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元年（847）冬，鄭亞派李商隱出使江陵，拜會時任荊南節度使的鄭肅。鄭亞貶往桂林途經荊州時，曾受到鄭肅的熱情招待。此次回訪，一來是認宗，二來在這個多事之秋，也便有個照應。
此次出使出於私人之誼，故而很輕鬆。
舟行途中，借著這難得的閑適時機，李商隱將自己以往所寫的文章編成一個集子，名之為《樊南甲集》，集中所收皆為駢體四六文，其中大部分是為人代草的公文。其實，他真正想寫的是能體現真性情的古文，奈何，公務需要的偏偏不是這些。
他知道自己隻是一個書生，縱有宏願大誌，在日漸遠離的宦途上，也隻能是一種空想。“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丕不是說過嗎？如果立不了德，立不了功，至少還能立言。
在渺遠的宇宙時空裏，功名事業都會成為曆史，成為空幻，唯有文章能穿越無盡時空，永遠難滅光芒。
他認真為自己的集子寫了一篇序，這篇序他用自己所喜歡的古文體寫的。序中值得回味的，是他對自己“十年京師寒且餓”的回顧。說十年，是虛指，說寒餓也不盡然，但這種寒餓，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是精神世界裏的荒寒。這十年裏，聞名京城的是韓文、杜詩、令狐楚的章檄，還有“樊南窮凍”。
這真是莫大的諷刺，也許在他的心目中，論文他比得上韓愈，論詩他可比肩杜甫，論章檄他是令狐楚的親傳，可這一切為他帶來的不是榮名實利，而是“樊南窮凍”。我能體會這自嘲中的不平，也看見了這個世道的不公。
可是，他早應該知道，文章憎命達。他的窮困與不達，在某種意義上成就了他的文章，也成就了曆史上一個獨一無二的李商隱。
這是不是一種補償與公平？
拜會鄭肅之後，在年末時分，他自湘江返回桂林，卻在這裏不期而遇了闊別十年的好友劉賁。這個與他一樣命運不偶的落拓才子，與他一樣不識時務短於算計的書生，與他一樣憑著真性情行走欲望叢林的赤子，他一直是引為知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