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我這一生，記憶最深刻的就是漂泊的那七年。那七年對我來講，也是不堪的七年，正活躍在舞台上的一個人，又是一個演員最黃金的花樣年華，卻把七年的時間用在等待中。那種焦慮，那種無意識的行屍走肉般的生活，真沒什麽快樂可言。也因為是有那口氣吊著，我既活在我過去的藝術中，又活在別人的羨慕中。
《妹娃要過河》對於我來說，也是一種重生，反映在人物上也如此，人物離不開我的人生。不僅僅是《妹娃要過河》，就像當年的《孟薑女》，它也是一種重生。我怎麽唱念做舞，我怎麽體驗人物，其實都是我生活中某些時候的情景和思想再現。
我總覺得我沒法像其他人一樣，能平平淡淡地走過來。我總是得把自己打碎了打死了，再爬起來重新跑，這麽多年來，總是有這麽一個過程。也可能是我自己覺得自己像皮球一樣，反彈性很強，你真的給我一個很好的環境，我可能會不適應，仿佛必須得有一種壓力，才能激發出我更多能量，我會幹得更好。
戲和人生閱曆是有關係的。
那個時候演《雙下山》，我人生閱曆很淺，僅僅是體現一些真實的我。後來，就是跌倒，爬起來，爬起來，再跌倒，再爬起來，在這種輪回中翻了個遍，折騰了，還要再再再折騰。當然，愛情故事也是人生不可缺少的環節，在某個階段，就上演著戲中的那種掙紮、對抗，說到底，其實生活就是這樣子。
思來想去，我覺得人生最痛苦的是選擇。比如說，《妹娃要過河》對於我來說，就是多種選擇。有的選擇，能夠自己掌握的話還好，有的東西是無法選擇的，那就隻有接受，被動地接受，最後到主動地背叛，如果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不服的情緒，結果就會是悲傷。心情不好的時候，事業不順的時候，其實更多地能產生出特別好的一種語言出來，肢體語言、戲劇語言、生活語言、藝術語言等，還有一種藝術形象也能被激發出來。這也是一種內心的外化，人生順風順水的時候，還真不行。我還蠻喜歡磨練的。在這個世界上，命運讓自己承受了多少，生活就賦予了自己多少，這些真的在戲劇人物身上的某一點都能看得出來，因為生活對每個人的磨礪不一樣。李修文作品中人物的那種滄桑、荒涼、孤寒、絕望，不知道他怎麽能遇到，我想，肯定與作家自身的人生磨礪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