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提出一個著名論斷：“我們必須限製知識，以便給信仰留出地盤。”（這裏說的“限製”，德文是aufhenben，有人譯為“否定”）[1]那麽，我們應如何解讀這句話？
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在闡述人的主體性問題時，全文貫穿著幾種對立：第一表現為現象與本體的對立。他認為隻有現象才是可能經驗的對象，我們認識到的隻是現象；本體是現象統一整體，是經驗不到的，不是我們認識的對象。這裏說的本體，也就是康德的“物自體”。第二表現為知性與理性的對立。他認為知性隻能把握現象，而理性則要求把握整體，就是說知性認識的對象是有限範圍內的東西，理性則要求認識無限整體。黑格爾說：“康德是最早明確地提出知性與理性的區別的人。他明確指出：知性是以有限的和有條件的事物為對象，而理性則以無限的和無條件的事物為對象。”[2]第三表現為必然與自由的對立。他認為我們認識到的都是現象界必然性的東西，不受任何限製的自由，隻能通過信仰來把握。第四表現為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對立。他認為理論理性所得到的是知識，而實踐理性所追求的統一整體乃是信仰的東西。
這幾種對立的思想貫穿《純粹理性批判》全書，甚至可以說貫穿於其三個“批判”之中。它的目的是為了說明在多種對立中，限製前一方為後一方留出地盤：限製現象範圍為本體留出地盤，限製知性範圍為理性留出地盤，限製必然為自由留出地盤，限製理論理性為實踐理性留出地盤。一句話：限製知識，給信仰留地盤。康德這一著名論斷，很明顯也是針對舊形而上學家的獨斷論。他認為舊形而上學家笛卡爾、萊布尼茨等人在建立形而上學體係過程中之所以陷入泥潭，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混淆了現象與本體的界限，把隻適用於現象界的範疇應用到超驗的本體上去，結果就產生了純粹理性的“先驗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