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論證，不能不使我們產生這樣的認識：太和之初的政壇是由王叡把持著的，而王叡是受文明太後操縱著的。換言之，文明太後的臨朝聽政是通過王叡的代理而實現的，他們二人合演了雙簧式的專製。不過，文明太後與王叡的雙簧專製是畸形的政治現象，並不符合傳統的觀念與法統，這就需要用一層合法的外衣加以掩蓋。這層外衣就是本文引言中論述過的所謂“二聖欽明”格局。“二聖欽明”是虛假的現象，君臨天下者隻是文明太後一聖而已，孝文帝並不參決政治，北魏朝廷事無巨細均由文明太後做主。
揭開“二聖欽明”的表象，文明太後與王叡的雙簧專製終於顯現出來，這才是太和初年北魏政治的實質。不過應該認識到，在王叡看來，當時的孝文帝在政壇上扮演著阿鬥的角色；其實，在他人看來，王叡也不過是政治代理人罷了，北魏政治的最終決策者是文明太後，也隻是文明太後。
不過，代理人與阿鬥畢竟不同，阿鬥可以“事無巨細，一稟於太後”，代理人卻不得不直麵無論“巨細”的行政事務。但王叡的曆史背景與文化素養是明顯帶有缺陷的，文明太後並非不明白。所以，在王叡官拜尚書令和受封中山王之際，朝廷特意為他設置了一套文化素養很高的文吏班子。《王叡傳》記載：
置王官二十二人，中書侍郎鄭羲為傅，郎中令以下皆當時名士。[54]
關於中山王府的二十二位王官，雖然大多數姓氏不明，但是他們承擔了王叡的助理事務和智囊作用應是無疑的。
《魏書》卷60《韓麒麟傳》記載：
（韓麒麟）長子興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年十五，受道太學。後司空高允奏為秘書郎，參著作事。中山王叡貴寵當世，（闕）為文，遷秘書中散。太和十四年冬卒，贈寧遠將軍、漁陽太守。[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