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北魏遷都的客觀原因是多方麵的，既有經濟方麵的，也有政治方麵的；既有軍事方麵的，也有文化方麵的。遷都問題是王朝的百年大計，這些因素都是執政的孝文帝與其臣僚既私下考慮過，也公開討論過的。
北魏遷都的原因也是後世學者十分關注的問題，成為老生常談的議題。對此王仲犖先生在其專著《魏晉南北朝史》中作過總結性的表述，主要歸結為兩點。在該著下冊第七章第二節的“遷都洛陽”小節中稱：
……可見平城的旱荒，已達到嚴重程度，北魏王朝至此實已不得不遷都。據《魏書·成淹傳》載，孝文帝在遷都洛陽之後對成淹說：“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從山東、河北運糧至平城，不能利用水運），故京邑（平城）民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26]可見遷都洛陽是解決塞上一帶嚴重糧荒的唯一辦法。何況自從孝文帝於太和九年（485年）擴大推行均田製以後，中原地區的農業經濟已經成為北魏王朝的主要基礎，從關外的平城移都到中原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洛陽，從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定階段來說，就也有其特殊的意義了。孝文帝遷都的原因，此其一。[27]
這裏談的是很現實的問題，從中原不斷地向偏遠的平城供應物資還不如索性將都城遷到中原更加便利。這是站在社會經濟學角度作出的論斷。
接著，王仲犖先生還談到遷都的軍事方麵原因，他指出：
隨著封建化程度的加深，拓跋氏內部階級分化更為急遽，他們的經濟逐漸衰頹起來了，這也使得北魏王朝的軍事威力逐漸衰落。可是當時居拓跋氏北方的柔然人的勢力，卻大大擴張起來。……如果北魏仍都平城，稍一疏忽，便有被柔然包圍的危險，甚至平城有失守的可能；倘南遷洛陽，此時南齊國力，日趨衰頹，不但不能威脅洛陽，而且孝文帝認為如大舉南侵，南北混一可期。是平城有累卵之危，洛陽有磐石之安，故定都洛陽。孝文帝遷都的原因，此其二。[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