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杜絕母後幹預政治現象，北魏孝文帝臨終確立以宗室為主的六輔臣專政格局，而六輔臣的核心則是宗室諸王。然而，宣武帝即位後卻排斥宗室諸王而重用鮮卑貴族於烈和母舅高肇，以求改變孝文帝部署的政治局麵。為了鞏固家族的權勢，於烈與高肇先後將各自的侄女送入宮廷，從而導致後宮呈現激烈的三後之爭。首先據有尊位的是於氏，接著占領上風的是高氏，而最終勝出者卻是並無強大家族背景的胡氏。三後之爭並不局限於宮廷，而與朝廷的政治風雲密切相關。宮廷與朝廷，互相影響，互為因果。
與洛陽時代宣武帝朝的宮廷形勢類似，平城時代文成帝朝的宮廷也發生過三後之爭。[86]兩番三後之爭，結果似乎相同，均為地位最低者獲得最終的勝利。文成帝朝三後之爭的結果是乳母常氏勝出，從而形成龍城諸後幹預政治現象，進而導致文明太後臨朝聽政局麵。這樣的結果，與道武帝確立子貴母死規則的初衷正相戾。宣武帝朝三後之爭的結果是胡氏勝出，於是龍城諸後退出曆史舞台，出現靈太後臨朝聽政局麵。這樣的結果，與孝文帝確立六輔政格局的初衷恰恰相反。
不過，文明太後臨朝聽政將北魏政權推向了繁榮昌盛，靈太後臨朝聽政卻致使北魏政權墜入紛爭衰敗，因為二者麵臨的曆史形勢不同。前者處於北魏政權蒸蒸日上階段，後者處於北魏政權日益沒落時期。所以，曆史事件看似重演，曆史意義卻截然相反。
原載《學習與探索》2013年第10期。
[1] 本文是澳門大學年度資助項目“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Queens’ power in Northern Wei”（項目號：SRG026/FSH12-13R/LP）的階段性成果。
[2] 《魏書》卷7下《高祖紀下》“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丙午”條，185頁。
[3] 《魏書》卷7下《高祖紀下》“太和二十三年三月甲辰”條，1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