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戰火燃燒到北京城下，英法聯軍為報複外交使團成員被抓被殺，有意火燒了圓明園。鹹豐皇帝逃亡承德，北京居民對此街談巷議，談“洋”色變，恐懼、仇恨、敵視，但少了以往的輕蔑與不屑。“西洋人”第一次給北京居民留下了深刻印象，雖然這印象一言難盡。
1900年義和團運動期間，北京居民開始揚眉吐氣，一些居民加入了義和團，在全城各處搜殺“洋人”。北京的“洋人”則心驚膽戰、四處逃命、惶惶不可終日，僥幸逃到東交民巷使館裏的人才勉強保住了性命。
這40年來，北京的中外居民，尚處在不願意互相了解而囿於偏見“硬性”比較彼此“好壞優劣”的第一階段，比較的結果可想而知，帶來的後果是彼此自覺隔離，互不來往，誤會叢生，且沒有消解的可能。
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經過初期的燒殺報複，逐漸冷靜下來，開始反思如何麵對人數眾多的中國民眾。“洋人”不怕清政府，但麵對“仇洋”的中國民眾，則不能不考慮撤兵後自己的環境安全問題。如何與北京居民“和平友好”相處，成為“洋人”必須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與此同時，曆經浩劫的北京居民麵對現實，也終於接受了天子腳下會有“洋居民”長期工作、生活的事實，開始嚐試與洋人交往，以求得和平共處。
北京的中外居民思考彼此之間是否可以正常交往、和平相處的時期持續了近十年。這段曆史時期，東交民巷使館區的歐美外交官與清政府往來頻繁，但普通歐美僑民則大多生活在使館區內“以保人身安全”，雙方各有自己的生活空間，很少交叉重疊。
1912年民國建立後，中國確立了民主共和體製，“主權在民”的觀念深入人心，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開始與歐美接軌。各種藩籬減少，北京的中外居民之間開始了自由往來，居住空間有了重疊，“華洋混居”的現象日益普遍，這非常有利於中外市民的交流與融合。此後直到1949年，北京的“洋市民”在工作生活實踐中不斷探索如何更好地與本地市民友善相處、友好合作成為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