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北京成為日偽在華北地區的統治中心和主要經濟據點，日軍為推行以戰養戰政策，加緊了在北京地區的掠奪性工業建設，先後興建了琉璃河水泥廠、豐台橋梁廠、北京酸素株式會社、厚生橡膠廠、北支乳膠製品廠、北支製藥株式會社和京津唐電力網，利用日本八幡製鐵所停產的生產設備、拆運大冶鐵礦設施擴建了石景山製鐵所，拆運上海市南電廠機組擴建石景山發電廠，創辦了華北規模第一的新民印書館，還搶占了大量位於北京的中國官辦廠礦，實行統製經濟。
日本代替英國控製京西礦區後，設立了大台采碳所（1939年），以便於將所產煤炭大部，劫運給煤炭資源貧乏的日本本土[92]。日軍還在京東規劃建設了新興的工業區，建有北支煙草株式會社、北京製水冷藏株式會社、大信製紙株式會社、北京鍛造株式會社、北京麥酒株式會社、野田醬油株式會社、日本電業公司、東西煙草株式會社、天野工業所、今村製作株式會社等一批資本雄厚、設備先進的現代化工業企業，並預留大片土地作為其餘11家企業的建設之用[93]。在日偽“苦心”的經營下，北京地區的工業實現了淪陷區內的畸形繁榮，產業門類日臻完善，填補了一係列工業空白，工業產值也不斷增長，逐步擺脫了長久以來工業落後的麵貌，成為華北地區乃至全國範圍內一座較為重要的工業基地。
但需要明確的是，抗戰時期北京工業發展的實質是不折不扣的殖民地經濟，日偽在京投資工業建設完全是為日本的侵華戰略服務，其發展北京工業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更大限度地掠奪中國財富和北京地區的資源，北京地區工業的發展並沒有給中國人民帶來福祉。如琉璃河水泥廠的投產為日軍工事營建提供了大量急需的建材，橋梁廠服務於軍事運輸與掠奪物資的調運，鋼鐵、煤炭等基礎產業的擴建為日軍擴大和維持戰爭提供了重要的戰略物資儲備，其他各類工業建設也無不與日軍侵略行為密切相關，而大批民族工業則由於日軍的劫掠、物資統製政策而走向凋敝乃至倒閉。在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之際，日軍破壞了很多北京地區工業設施，將製藥廠、橡膠廠等當時技術比較先進的關鍵儀器設備轉運回國，對於不能搬運的設施則采取搗毀措施。如當時華北最大的鋼鐵企業石景山鋼鐵廠，在1945年8月生產過程中，日方人員故意將鐵水凝固於高爐之中，致使生產完全陷於停滯，設備報廢，給以後恢複生產帶來了重重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