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所說的近代，指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到1919年“五四”運動，儒家經學由變化改造到退出曆史舞台的八十年。
經學，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是封建政府用以進行思想統治的工具。漫長的封建社會，儒家經典崇奉勿替，儒家創始人孔子也作為偶像被膜拜，在社會上有著深刻的影響，成為一種傳統力量。
鴉片戰爭以後，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情況變了，經學的傳統地位沒有變；內容變了，經學的形式沒有變。它的主要特點表現在下述幾個方麵。
第一，封建統治階級利用經學錮蔽思想，反映了封建勢力的頑固性；進步的思想家也搬弄經學昌言變革，反映了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學習西方”的“先進的中國人”沒有擺脫儒家經學的羈絆，標榜“西學應世事”的官僚們維護的還是綱常名教。
鴉片戰爭以後社會矛盾的激化，爆發了太平天國運動。基督教義和農民的平均思想，洪秀全曾用以激發群眾走向鬥爭，“至聖先師”孔子的牌位被搗毀，衝**了封建等級製度和封建思想。
太平軍攻入湖南，湘軍傾巢出動，曾國藩叫嚷這是“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所以痛哭於九原”[1]。把大清的危亡和“名教之奇變”聯在一起，把封建統治和孔孟聯在一起，恰恰說明，傳統經學是封建地主階級維護統治的精神支柱。
地主階級要衛封建之“道”，護孔孟之經，不允許“禮儀人倫”“掃地以盡”，曾國藩在鎮壓太平軍的同時，對傳統儒學也進行了一番改造。他要求摒除門戶之見，“會通”漢宋之學，以加強本階級的團結，以便“協力助剿”。由“一宗宋儒”，到“漢宋兼容”，標榜“禮治”，以挽救“名教之奇變”。利用儒經，錮蔽思想。即使學習西文西藝，也要課以封建儒經；對外妥協，也從儒經中去找理論依附，反映了封建勢力的頑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