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由讚助維新到投身革命，是受到孫中山的影響的。
章太炎是在甲午戰爭以後走出書齋，讚助“救亡圖存”的維新運動的。1898年變法失敗以後，他還和康有為、梁啟超等“尊清者遊”，對改良主義者表示同情。章太炎開始聽到孫中山的名字，是1897年春在上海擔任《時務報》編輯時，“因閱西報，知倫敦使館有逮捕孫逸仙事，因問梁啟超：‘孫逸仙何如人？’梁雲：‘此人蓄誌傾覆滿洲政府。’”章聽後，“心甚壯之”[2]。又說：“是時上海報載廣東人孫文於英國倫敦為中國公使捕獲，英相為之擔保釋放。餘因詢於梁氏。梁曰：‘孫氏主張革命，陳勝、吳廣流也。’餘曰：‘果主張革命，則不必論其人才之優劣也。’”[3]但當時對孫中山還是了解不深，即使在政變發生，避居台灣時，還錯誤地認為孫中山不能與時務報館經理汪康年並稱，他在寫給汪康年的信中說：“東人言及公名，肅然起敬，而謬者或以逸仙並稱，則妄矣。”[4]
1899年6月10日，章太炎由台灣基隆出發。14日，“步上神戶”。17日，“發大津趨名古屋”[5]。在日本與孫中山相晤，受其啟發，自稱：“自台灣渡日本，時梁啟超設《清議報》於橫濱，餘於梁座中始得見孫中山，由梁介紹也。越二三月，餘回上海。”[6]馮自由記：“己亥夏間，錢恂任留日學生監督，梁啟超時辦《清議報》，均有書約章赴日，章應其請，先後寄寓橫濱《清議報》及東京錢寓、梁寓，由梁介紹，始識孫中山於橫濱旅次，相互討論排滿方略，極為相得。”[7]
章太炎在日本初晤孫中山，影響很大。7月17日（六月初十日）《致汪康年書》中談到初晤時感受：“興公（指孫中山）亦在橫濱，自署中山樵，嚐一見之，聆其議論，謂不瓜分不足以恢複，斯言即浴血之意，可謂卓識。惜其人閃爍不恒，非有實際，蓋不能為張角、王仙芝者也。”[8]雖尚有微詞，仍譽為“卓識”，可見他這次和孫中山初晤，留下了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