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問題是，1908年《民報》封禁前後，章、孫關係起了變化，為了《民報》的經費和續刊問題，引起一場糾紛。

當時孫中山發動武裝起義，籌措軍餉，需款孔殷，而《民報》經費確也困難。萍鄉之役以後，“《民報》已不能輸入內地，銷數減半，印刷、房飯之費，不足自資”。章太炎所謂“入社則饔饗已絕，人跡不存，……持此殘局，朝活文章，暮營懸費，複須酬對外賓，支柱警察，心力告瘁，寢食都忘”[14]，似屬實情。黃侃說：章太炎這時“寓廬至數月不舉火，日以百錢市麥餅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阨如此，而德操彌厲”[15]，也非虛語。吳玉章回憶：“《民報》正遭遇極大的困難。由於經費不繼，章太炎等人幾有斷炊之虞。他派陶成章到南洋去募捐，也無結果，因南洋華僑與興中會關係較深，而與光複會素少聯係。因此章太炎罵孫中山先生不支持他辦《民報》。其實孫中山先生這時到處搞武裝起義都遭失敗，也很困難。章的埋怨徒然暴露了同盟會內部派係之間的裂痕。看到這種情形，我覺得孫中山先生既無過錯，而章太炎也可以原諒。”[16]這樣的評價是公允的。

後來《民報》封禁，汪精衛續辦，章太炎斥之為“偽《民報》”，作《偽民報檢舉狀》，責備孫中山，公開發表，影響很壞，當然不好。但他這時還在主編《民報》，堅持出版，繼續文字宣傳，鼓吹反清鬥爭。不久，重組光複會，鬧派別糾紛，也是不愜人望，然在實際行動中，還是反清的。不久，他們對這一段糾紛公案，也認為“不必攻擊”。光複會另一領導人陶成章稍後提出：“孫文以後不必攻擊，弟意亦然，而弟之意，即意見不同，宗旨不合者，辯正可也，不辯正亦可也，再不可如前者之《中興報》，日從事於謾罵，不成日報體裁。即個人私德有缺陷者，亦不可多加攻擊。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多所取怨，於所辦之目的宗旨上，毫無所裨益。”[17]把光複會和孫中山同盟會的爭論，隻看作“意見不同，宗旨不合”，視為內部問題。後來，同盟會在籌劃廣州黃花崗之役時，光複會即曾“合力籌款”[18]。武昌起義後，章太炎致書孫中山，表示“同盟之好，未之敢忘”[19]。又追述光複會曆史：“二黨宗旨，初無大異，特民權、民生之說殊耳。最後同盟會行及嶺表，外暨南洋；光複會亦繼續前跡，以南部為根基，推東京為主幹。仆以下材，同人謂是故舊，舉為會長，遙作依歸，素不習南州風俗，惟知自守禮教而已。”[20]他和孫中山之間，還隻能說是內部派別糾紛。我們不能張目於個人的攻擊，把章、孫矛盾擴大化，不能把同盟會內部的衝突看作章太炎已經“背叛同盟”，也不能把資產階級革命派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現，說成章太炎那時已經不革命甚至反對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