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對《民報》封禁前後的一段文字糾紛，並沒有介然於心。孫中山是偉大的革命家，有著遠大的政治抱負，又能不忘革命黨人的勞跡，即使是過去和他爭論過的光複會員。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和蔡元培議及“內閣之設備及組織用人之道”時，認為章太炎等“則不過偶於友誼小嫌，決不能與反對民國者作比例”[21]。陶成章不幸被刺，孫中山又特致唁，“為我革命前途痛悼”，並囑浙江都督府查陶成章生平行誼。他在《致陳炯明及中國同盟會電》中說：“光複會則有徐錫麟之殺恩銘，熊成基之襲安慶。近者攻上海，複浙江，下金陵，則光複會新舊部人，皆與有力，其功表見於天下。兩會欣戴宗國，同仇建虜，非祗良友，有如弟昆，縱前茲一二首領政見稍殊，初無關於全體。今茲民國新立，建虜未平，正宜協力同心，以達共同之目的，豈有猜貳而生鬩牆。”[22]胸襟坦然，光明磊落，他沒有對前嫌“猜貳”。可知孫中山對章、陶的爭議，作為“友誼小嫌”“政見稍殊”，是作為內部爭論，沒有說他們“背離同盟”。
這些，正是孫中山的政治家風度，而章太炎則書生氣重，隻是“有學問的革命家”。盡管如此，章太炎後來追述往事，還是不勝繾綣，說是“同盟之好，未之敢忘。昔在對陽，相知最夙，秦力山所以詔我者，其敢棄捐”[23]。
當然，章太炎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不能和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相比擬，孫中山領導了這場革命，而章太炎的作用主要隻在宣傳反清方麵。他的政論文章，對鼓舞民氣，提高覺悟是起過作用的。他自己說：“以前的革命，俗稱強盜結義；現在的革命，俗稱秀才造反。”[24]“秀才”，就要製造輿論，宣傳鼓動，章太炎在辛亥時期的主要貢獻在此，而且他以革命反對改良，以古文反對今文，也每為一般人所不能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