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變以後，梁啟超流亡日本，和日本政界人士頗多接觸。特別是他初到日本時，曾向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上書，展開“勤王”活動；又撰寫《戊戌政變記》《光緒聖德記》，宣傳變法維新，鼓吹政治改良，反對慈禧、榮祿，擁護光緒複辟。此後，又組織政聞社，主張立憲。
我在日本訪問期間，曾注意搜集康、梁佚文，在日本友人協助下，征集了部分函劄。其中《致伊藤博文、林權助書》《致大隈重信書》《梁啟超與誌賀重昂筆談記錄》《致山本梅崖書》及《致犬養毅書》中的一部分，是梁啟超初抵日本時寫的，對資產階級的“勤王”活動極有參考價值；《致柏原文太郎書》等過去也未曾露布，特輯錄一起。
梁啟超旅日時間很長，散存在日本的函劄一定不少，如果能提供線索，進一步發掘，那對《梁啟超全集》的編纂和《梁啟超年譜》的進一步整理，將更有幫助。
致伊藤博文、林權助書
梁啟超、王照泣血百拜上書伊藤君侯、林公使執事：
雖然，寡君之生死，敝國存亡之所係；而敝國之存亡，又東方大局安危之所係也。今者強俄眈眈，視東方諸邦如彼囊中之物，苟敝國不克自立，雖貴邦欲提而挈之，以同敵俄，恐力量必有所不給矣。欲敝國之自立，舍寡君而外，他無可冀者。寡君英明勇決，知無不行，數月以來，凡敝邦譯出之西書無所不讀，譯出之西書無所不觀。深知非變法不能自存，故毅然排眾議而行之，雖條理次第未盡詳密，然所以不能按次第而行者，則由大權不在寡君之手也。大權不屬，故大綱不能變，隻能變枝葉，黜陟不能施，故徒托空言，內外臣等知寡君之無權也，故雖屢下詔書，而莫肯奉行，寡君亦無如之何。此數月以來，敝國辦事艱難之情形也。使寡君而有全權，其所辦之事，豈止於此而已哉！其必能成就敝國之自立，而保全東方之大局有斷然矣。今寡君既有不虞，敝國複何所望？女後及滿洲黨死心塌地願為俄人之奴隸，托庇於其宇下，隻求區區之北京無事，他非所計也。嗚呼！自此以往，敝國其折而入於俄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