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康有為是向西方學習的先進的中國人。他學習西方，又借用儒家經說。他早年尊周公，崇《周禮》，渴望能夠有“有德有位”如周公那樣的人，以時王為法，頒行新政，“天下奉行”，“敷教言治”，“易民觀聽”。然而，通過1888年第一次上書的大臣阻格，格不上達，不但無“吐哺握發”的周公，並且屍位素餐，壅塞鬲閉，這曾促使他去找尋新的理論依附。當康有為回到廣州，晤見治今文經學的廖平，便想從今文經學中汲取可資運用的東西進而議政，他運用今文經學“變”的哲學，糅合“三統”“三世”學說，基本上構成一個比較完整的思想體係。他對經學中今古文問題的轉變，是和其變法維新的政治實踐密切相關的。
康有為的《大同書》，是多年來聚訟紛紜、評價不一的名著。我認為，康有為的大同思想孕育較早，而《大同書》的撰述卻遲，《大同書》是康有為在1901年至1902年避居印度時所撰，它不是導向沒有階級的共產社會，而是導向資本主義社會。不能對其早期的大同思想和他後來寫成的《大同書》混同等價。康有為的“大同三世”說，也在戊戌變法前後有著顯著差異：戊戌變法前，以為通過變法維新就可逐漸達到他想望的大同境界；戊戌變法後，卻以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為藍本，再加上一層幻想的塗飾。他“大同三世”說的蛻變，不是一般的改變舊說，而是在革命發展的形勢下，把原有進化論含義的“三世說”，改變為與革命不相容的“三世說”；鬥爭鋒芒由針對封建頑固派，逐漸轉變為資產階級革命派。康有為也由一個在曆史上起過進步作用的人逐漸落後了；他所組織的保皇會也逐漸由保光緒皇帝轉變為保封建政府，終於與資產階級革命派為敵，並與國內立憲分子相呼應，向清政府日益靠攏，淪為反動組織了。